范仲淹青春苦读二十年，究竟学到了什么，使他成为一代名相、万代楷模？这个问题太重要。不然你想，苦读的饱学之士多到数不清，何以没有变成张仲淹、王仲淹？这读书之中肯定有大名堂。
《宋史·范仲淹传》说：“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
知己欧阳修在《范文正公神道碑铭》中说，范仲淹在应天书院“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
笔者涉猎有限，记载范仲淹学成的“原始资料”，所见稀缺。如无博学者见教，笔者就斗胆放言说，这也太简略而肤浅了。“六经之旨”的“旨”是什么？怎么个“泛”法、怎么个“通”法？“长于《易》”又“长”在哪里、“长”到何种境界？
就先说“泛通六经”。
何谓六经？是指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曰：《诗经》《尚书》《礼经》《乐经》《周易》《春秋》，共六部儒家经典。其中的《乐经》后来失传，所以通常又称为五经。再，《礼经》在汉代是指《仪礼》，宋以后一般是指《礼记》。《三字经》：“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礼指《大礼》《小礼》，后失传其一，遂更名为《礼记》。公元1949年之前，对读书人来说，这些都属于常识问题。新中国将其视作“封建主义文化”，梦想连根拔掉，可辛苦了几十年，到底没能拔得掉，改革开放以后又“文艺复兴”起来，安了个新称谓叫“国学经典”。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崇孔子，说他删《诗》《书》，定《礼》《乐》，述《周易》，作《春秋》。也许不完全是这么回事。龚自珍《六经正名》说：“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章学诚《校雠通议》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尊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太师，《春秋》存于国史。”不过，也不能不记孔子好处，老人家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原则，对这六部古书确实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功不可没。
回到要害处。若问这一大套儒学经典之“旨”究竟是什么？远迄三代，我们的老祖宗就认为，政治原理必须是为社会人群着想，为天下所有人服务的，要顺天理，从人情，此之谓“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之道。一言以蔽之，即《礼记·礼运》篇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所以，远在帝王文化①还未能生根发芽之际，这种以仁和仁爱为核心的“天下为公”思想，即弥漫于社会各阶层，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特别在新崛起的士阶层形成后，他们以“仁为己任”，以传承光大这种仁的原生态、原教旨②为天职，以“五亩之宅”作为构建自己独立人格的物质基础，带剑远行，游走天下，在民间公开讲学布道，设馆授徒，行侠仗义，以嘉言懿行传播当时最先进的思想……最后由孔子集其大成，创立了儒家学派。所以，林鹏先生说：“若问春秋时期除了儒家还有哪家？没有。”是后来的“儒分八派”，才造就了“百家争鸣”的热闹局面。
所以，“春秋儒”是中国士君子文化的肥壮母体，丰沛源头，美丽而强大，比刚刚滋生的帝王文化要威风、强势得多。连刚上台的秦始皇，面对如此道统也多有忌惮，不得不搞一搞“博士官”什么的。他一旦恶迹暴露，便立刻遭遇士君子文化的强力狙击，鲁仲连“义不帝秦”，燕人卢敖祭出“亡秦者胡”，这是“文攻”；还要“武卫”呢，荆轲先刺你一下，紧接着张良再给你一椎，高渐离又铅筑一击，最后还有“兰池盗”收拾你。什么盗不盗，那就是“以直报怨”、舍生取义的带剑大侠。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图，司马公才怀着无限崇敬之心，在《史记》中专设了《游侠列传》《刺客列传》。
这是士君子文化的巅峰时期。也许可以这样说，到春秋末期，士君子群体已然整齐地排成战阵，张扬王道，为天下苍生考虑，为社会、历史的走向考虑，不独为一家一姓一国一地考虑了。这种“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和忧患意识，已经成为他们所代表的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他们的社会人格已明确定型，其特色大致就是：信守个人尊严与自由，独立思考，大胆批判，安贫乐道，重义轻利，要做“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做不朽之人，指点江山、著书立说、“腰无半文，心忧天下”，“大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重友情，重然诺，“士为知己者死”，不惜以性命相许，等等。这种成型的士君子文化是很强大的，强大到足可战胜“前帝王文化”。
林鹏先生举过一个例子：曾发生过秦昭王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的事情，但不久都又去掉帝号，偃旗息鼓。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遭到了普遍的非议，首先是士君子群体，认为秦昭王和齐湣王根本就没有资格称帝。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当时的孟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秦昭王和齐湣王你们得了什么民心？秦昭王实行商鞅的政策，弃礼义，尚首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怎么能得民心？齐湣王更不值得一提，最后被抽筋而死。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岁月里，新生的士君子文化不可小觑，不容挑战。一直到出了个秦始皇，士人的日子才变得不好过起来，士君子文化才遇到了强硬的对手——成型的帝王文化。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历史陷进一个悲剧性大漩涡，无论如何不能自拔……不过即便如此，照林鹏先生的说法，士君子文化和帝王文化也是“强烈的对立着，对抗着，僵持着，时好时坏，时起时伏，有时相让，有时不让，该杀头时尽管杀，该顶的时候尽力顶。
所谓立殿陛之下与天子争是非，所谓廷争面折（《平旦札》）”。秦汉以降，随着皇权“治统”的日臻成熟完善，承载儒家原教旨的“道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制约和腐蚀，力道不断“被缓释”。尽管如此，一代一代的士君子们，依然“人还在，心不死”，面对帝王文化的两大魔法“世民彀”和“文字狱”，软硬不吃，坚守初衷，其思想抗争持久不绝。“东海牧豕奴”公孙弘奋力组建“士人政府”，开办国立太学，在五经博士指导下受业领教。郑玄讲学乡里，不受征召，人敬呼为“征君”，成为两汉经学冠冕。……至宋，范仲淹学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伟大的六经之旨。这从他日后的为文、为人、为官的一贯经历中看得很明白。关于这方面的细况，笔者将在后文书中一一求证。
这里，笔者还想多说一点君臣之道，因为这是封建专制社会里一种核心关系，信奉什么样的君臣之道，最能体现是否背离六经之旨。
巢父、许由不仅创作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的《击壤歌》，还共同创造了一桩千古佳话——许由洗耳的故事。《史记》注引皇甫谧《高士传》时，记述了许由洗耳的情景：“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许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谁能见子？子故浮游，盛欲求其名，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瞧，面对“帝力”，洒脱得多么有趣。
司马迁把《伯夷列传》放在七十列传之首，那是大有深意的。这两位孤竹君的儿子，为了不做权位继承人（请注意，这可是为了不做权位继承人）先后逃到周国，追随文王。文王逝世后，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谏阻，反对以暴易暴。武王灭商后，他们仍坚守自己的思想，以食用周朝的粮食为耻，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宁肯饿死。《伯夷列传》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孟子》赞伯夷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顺便一说：皇祐三年（1051），六十三岁的范仲淹，用黄素小楷手书《伯夷颂》，赠给好友苏舜元，一时广为传播，后世题跋者甚众。《伯夷颂》乃韩愈大作。故元代人董章赞曰“伯夷之行，昌黎颂之，文正书之，真三绝也”。于此可见伯夷在范仲淹心中位置。关于这一点，后文书中还要提及。
再往下，面对君权，孔子委婉：“事君以道，不可则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那是有严格限制的。
孟子直白：“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暴君放伐”，可以像杀一个“残贼”“独夫”一样把他干掉。
要人证吗？“晏子不死君难。”
还有前面提过的鲁仲连“义不帝秦”。这个义字当什么讲？义者，主义也。这是一种思想、一种思潮、一种理论，一种理想……在当时传播甚广，普遍而深入。鲁仲连的思想来源于三代以前的上古。他独来独往，特立独行，就像《周易》所说，“高尚其事，不事王侯”，就是一个《礼记·儒行》所说的“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人。
所以，这一种从上古时代传承下来的“君臣之道”，才是“士志于道”的那个道，也才是范仲淹认准了并奉行的为臣之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两宋一大批标杆式杰出人物，正是学得这种六经之旨，不仅书写出士君子文化新篇章，开发出对抗帝王文化的新能源、新方式，而且垂范千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责任感和自信心，虽孔孟亦未曾道出，而“内圣外王”的士君子理想，于此有了可靠的肉身载体。所谓宋太祖立碑发愿“不杀士大夫及言官”的“赵宋家法”，所谓“宋政宽柔”“主柔臣强”“言官张横”种种，那都是这种士君子文化特别强势所致，你以为是赵家皇帝天生慈悲吗？重提“内圣外王”，新创“道统”一说，是范式宋儒两大贡献，成为士君子文化独立精神的最新、最高体现，影响极为深远。故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再说“长于《易》”。
如前所述，《周易》乃六经之一，也称为《易》。既然《宋史》要特别强调范仲淹的“长于《易》”，那就得特别说说《易》，以下就统用《周易》。
《周易》随六经被禁绝而禁绝，新中国生人几不知之；而今华夏传统经典既复，但《周易》却还停留在看风水算命的认知层面上。真是一种亵渎！
《周易》，是我国春秋以前解释“易”的经典书籍，原由以“乾”卦为首的《周易》、以“坤”卦为首的《归藏易》、以“艮”卦为首的《连山易》三部著作组成，后二部惜之失传，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周易》。
《周易》乃“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含盖万有，纲纪群伦，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揭示着宇宙万物产生、变化的的根本规律，所有的哲学思想在《周易》里都能找到起根发苗的原点。
《周易》，据说是由伏羲氏与周文王从《河图》《洛书》演绎而来。但也有人认为，虽然是伏羲所作，但却并非他所原创，而是由有巢氏、燧人氏们长期观察、记录所得，伏羲和周文王不过是将这些成果进行分析，用通俗易懂的八卦符号演绎出来，得以传播罢了。这又上哪儿考证去？
不过，一九七三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经文，及其另外的传文《二三子》《系辞》《衷》《要》《缪和》及《昭力》诸篇，倒是一批未经后人作任何改动的汉初隶写今文资料，特别是它的经文六十四卦卦爻辞基本完整，这为研究《周易》，尤其是《易传》①太重要了。
《周易》作为中国著名文化元典之一，作为儒家诸经之首，对中国古代文人影响之大，罕有其匹。可以说无人不治《易》，无书不涉《易》。信也不信，看看举例。
都知道《左传》，即《春秋左氏传》，公元前的一部著作，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撰的，被后世学者称誉说，“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可是请注意，《左传》中言“易”甚多，大量记载了《周易》的筮例，充分体现了《周易》的“以卜筮者尚其占”的功用之一。
《孙子兵法》早就名噪世界。而孙子兵法理论的提出与诠释，却和“易”密不可分，是《周易》为孙子兵法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哲学思辨和生发土壤。在“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之后的解释中，孙子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其道、天、地、将、法，均来自“易”中的天地人三才思想。至于“易”中的阴阳思想，在《孙子兵法》中更是活学活用。例如：孙子对“天者”的解释为：“阴阳、寒暑、时制也”；对地者的解释为“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可以说《孙子兵法》贯穿了易学思想并加以整合、实用，什么胜败、强弱、攻防、进退、虚实等多种对立统一关系，充分体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精神。
《吕氏春秋》分十二纪、八览、六论，融合了儒、墨、道、法、农、兵诸子各派言论，但可以明显看出来，它是以《周易》为其哲学观和方**的，这一脉络是贯穿始终的。听听：“全则必缺，极则必反”“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混混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之天常”；“君无为而臣下有为”“公天下”“君主修明行”“五德终始”……这些从认识论、政治思想和历史观上的思想发挥，无不源自《周易》。
再看著名的《史记》。司马迁的家学是什么？《周易》即其一。司马迁撰《史记》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什么意思？我不是法家道家儒家哪一家，而是自成一家，史家。他的思想与哲学以何为基准呢，就是《周易》。他将“变易”的观点，贯穿于《史记》撰述的始终，而在对《周易》的本质认识上，他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史易相佐，以易证史或是以史解易，自司马迁始成为中国历代史家的不二法则，班固、黄宗羲、王夫之、近代的顾颉刚等，著作中莫不潜隐着《周易》的思想原则。
讲“王霸之学、帝王之道”的研辨之书《淮南子》，能离开《周易》吗？有人统计过：论《易》文字凡两处；引“易”而作凡十二处（也有人说是十三处），足见其亦欲从《周易》中淘点宝贝，诸如写作宗旨、哲学观什么的。据说其论《易》皆取于“德义”，或者说《易》之义理，受孔子易学影响很大。
其他名著如《管子》、东汉王充的《论衡》、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皆渗透着《周易》元素。中国传统文化极具系统性、关联性、基因性，学问兼通、源流相融。《周易》作为“元典”中的“元典”，几能渗透和辐射于一切学术领域，古来各种典籍中，大多均可以测出它的元素或精神。也因了这一层，古来中国文人，不治《易》者几稀。而那些成功的著名文人，你很难定位他是单一的什么家，有《周易》作垫底贯通，他可以同时是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诗人……所谓“君子不器”，此之谓也。
《周易》之辐射能量超大，又何止于学术领域？举凡古代社会生活中的立国号、设官职、处决死囚、谶谣文化等等，皆从“易”而定；我们现代生活中常讲的“革命”，也出自《易经》之革卦，泽火革，卦意为鼎新除旧（此处千万留神，可绝不是阶级斗争）。就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吧，也与《周易》不离不弃。麻将牌中的春、夏、秋、冬四季，东、西、南、北四风，对应八卦，象喻八时八风；三种花型，暗含易学中的“三才之道”；花型条子是八卦中的阴阳爻，饼子是象天之意，万子有似人之征；每种花型九张牌，体现了阳九之数，不设十，十则终，十则死矣、终矣；每组花型的组合都是以二、五、八为中心的三三组合，暗合阴阳、五行、八卦之数；赢牌叫“和”，“和”原本是不输不赢之意，平衡之意，单单一个“和”，体现了易学思想和中国的人文精神，阴与阳和、天与地和、男与女和、人与物和，“和为贵”“保合太和”，都是易学中的至高境界。象棋之象，并非“大象”之象，而是易学中“圣人之象以尽意”，及“八卦以象告”的形象、意象之象；将、帅乃皇、王之意，士乃卫士，相乃丞相，而车、马、炮、兵乃攻城掠地之征；有象当然有数，棋盘上的六十四方格对应易学的六十四卦；河界分红、黑，两方实为水火二象，红在五行中属火，为离卦，黑在五行中属水，为坎卦，水火相对；每方营中有王城一座，为九宫布局，九宫源于洛书，象征八卦的分布和中五的王权，王居中，配两卫士，两丞相，加上车马炮，是为太极、两仪、八卦之蕴含也……至于老百姓的起名、选址、开张、定婚丧日期等等，皆用得着《周易》知识，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更不用提了。
瞧瞧，《周易》就这么了得。对此，人家“长于《易》”的青年范仲淹，肯定比笔者要清楚得多。所著《易义》，便是明证。
《易义》记录了范仲淹对《周易》二十七个卦的解释，其中对《周易》的上经只解释“乾”卦，下经则解释从“咸”卦至“兑”卦，中间缺“姤”、“归妹”两卦。此外还写有数篇以阐发《周易》思想为主旨的律赋，如《蒙以养正赋》《贤不食家赋》《穷神知化赋》《易兼三材赋》《乾为金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四德说》《天道益谦赋》等。
后世人评价说，范仲淹是北宋易学义理派的开创性的关键人物。所谓义理派，是指侧重于阐述《周易》的大义。范仲淹解《周易》三法：一是通过分析卦的内外二体关系来解；二是通过卦与卦的对比来解；三是以爻位说来解，大宗旨是终归于人事。如阐释“家人”卦：“家人，阳正于外，阴正于内，阴阳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时也。明乎其内，礼则著焉；顺乎其外，孝悌形焉……圣人将成其国，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后天下之家正……”又如阐释“升”卦：“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时也……圣人日跻其德而至于大宝，贤者日崇其业而至于公圭，以顺而升，物不距矣……”如对《周易·系辞》系辞“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阐发：“若乃高处物先，取法乎天，所以显不息之义……又若卑而得位，下蟠于地，所以取沉潜之体，所拟广博之义……刚而上者宜乎主，柔而下者宜乎臣……察道长道消之际，自见屈伸。此立人之道也，敦仁义而有伦。”如对三才之道，他作了三位一体的阐发，认为通彼天、地、人谓之《易》等等。这种范式解《周易》法及其大宗旨，在《周易》学发展史上有标杆意义，对后世影响颇大。引易立论，开创理学的鼻祖周敦颐濂溪先生，正是从范仲淹这儿受惠得道。史籍《宋元学案》特将周敦颐列为范仲淹的“高平讲友”，太有眼光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本不借文章以传，而贯通经术，明达政体，凡所论著，一一皆有本之言，……盖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说得也挺对的。
必须特别指出，《周易》的通变理念、损益观念、崇德意识、忧患意识等，是范仲淹改革思想、民本思想和德化思想的直接理论渊源。一句万世绝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非发端乎“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系辞下》）；悲壮的庆历新政要鼎新除旧，宁非得力于《易经》之“泽火革”？其一生兴化筑堤，江淮赈灾，兴学育人，苦诣宁边，多次贬官，其志不夺，宁非笃信“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乎？……“长于《易》”，“长于《易》”，此之谓也！
现在来小结一下：青年范仲淹苦读的漫长岁月，所通六经之旨，乃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先进、最精华者——士君子文化；其“长于《易》”，乃长在得《易》之精髓——范式解《周易》三法。饱学之青年才俊范仲淹，怀揣理想，雄视天下，恰如苦修成功一剑客，只待束装下山，一试身手了。
当然，他还有一桩长久萦绕心怀的强烈心愿，不了却，心何宁。须知以上种种，可都是《朱说种种》，他范仲淹得“复姓归宗”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