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到底何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谜？本是范氏后裔，何故在朱门？这已成千古猜想，无从考证了。现在一般的说法是，二十三岁这一年，继父朱文翰不幸去世，范仲淹怕母亲孤寂，就常从澧泉寺回家探望。有次回来，正好看见哥哥与一伙人在村店喝酒，可能生父新丧，心情很坏，哥哥一定是喝高了，范仲淹怜惜长兄，上前规劝。不料醉酒人语出惊天：“我花的是我朱家的钱，与你有何相干！”①范仲淹如雷轰顶，又满腹惊疑，便去叩问母亲。母亲闻言只是哭泣无语。按朱鸿林先生考证，范仲淹“找上村里最要好的朋友去问，朋友吞吞吐吐地透露了一些真情，仲淹总算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一番心灵痛苦之后，这才下决心离开河南村朱氏门庭，前往南都求学。
笔者在想，以范仲淹之早慧气质、敏感心性，村里朋友都能知道的身世机密，他自己会浑然未觉吗？农村里这种事最能传播流散，一般都是不秘之密。假如他早有知觉，只为不伤奉亲之义而暗藏于心，那倒颇像仲淹生就一副非凡心胸。如此，南都求学就不会是一种即时的情感冲动，包括关中游历和澧泉寺读书等，都是一位有志青年早就心向往之的理性追求，身世揭秘不过是一种特效催化剂而已。是也非也，不过一猜想，无伤大局。大局太重要了，那就是南都求学。这是青年范仲淹羽化为蝶的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学子修练了，有人称作“正规教育”。
南都是哪里？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别看它如今只是个三线城市，在千年前的北宋时代可了不得！宋真宗赵恒手里，因追念他爷爷赵匡胤在宋州自立为帝，开国有功，于景德三年（1006），把宋州改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再升格为南京，处陪都地位，与北面的首都汴梁相比，可不就该称“南都”嘛。这宋州也就是商丘。要说清宋州、商丘，再加上睢阳这几个纠缠在一起的地名，可得掉一下书袋。
睢阳如今只是个区，在商丘市南部，因地处古睢水之北而得名。古睢阳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上古帝王之都。据《晋书·地理上》记载：“颛顼始自穷桑（今曲阜北），而徙邑商丘。”黄帝的曾孙姬初居高辛（今睢阳区高辛镇），后代颛顼为天子，都亳，亳的地望在商丘。帝喾子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为商族人的始祖。约公元前十六世纪，契的十三世孙成汤，灭夏称商，初都南亳（今睢阳区）。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成王三年，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成王封殷商后裔微子启于商丘，称宋国。周赧王二十九年（前86）齐、楚、魏灭宋而三分宋地，商丘属魏。秦时，本地分属砀郡与陈郡。西汉高祖五年（前0）改为梁国，属豫州。三国魏文帝黄初元年（0），将梁国改为梁郡。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后秦时仍为梁郡。南朝宋、齐为南梁郡，属南徐州。北魏为梁郡，属南兖州。隋开皇初梁郡废，十六年（596）置宋州，大业三年（607）复置梁郡。唐武德四年（61）又改为宋州，天宝元年（74）置睢阳郡，属河南道，乾元元年（758）复为宋州。五代梁开平三年（909）升为宣武军，五代唐庄宗同光元年（9）改为归德军，五代周时仍为宣武军。北宋初复置宋州，再到宋真宗把它改为南京——南都。
赶紧回到南都求学。南都这地方，老早就有一所著名私学，始名宋州南都学舍，为后晋人杨悫创办，后经其学生戚同文努力，得以发展，成为“远近学者皆归之”的名牌学校。宋代“以文立国”，历代皇帝亲自抓教育。大中祥符二年（1009），还是这位宋真宗，看到有这么好的学校，岂肯放手不管，遂御笔赐额“应天府书院”，他儿子宋仁宗更重视，于庆历三年（104），将应天书院再予升格，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以其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居全国四大书院之首，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嵩山的嵩阳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宋史》有云：“北宋兴学，始于商丘。”据商丘今人孙纲先生考察，应天书院有“七榜五十六”和“一榜双魁”的突出考绩，北宋时期的状元和朝廷重臣有很多皆出自应天书院。如：宋太祖时的状元张去华、郭贽、刘蒙叟，宋太宗时的柴成务，宋真宗时的张师德，宋仁宗时的王尧臣，宋英宗时的许安世等；从高官层面看，如宋太宗时的枢密使楚昭辅，转运使知枢密院事李怀清、王怀隐，以及兵部侍郎许骧、宗度、郭成范、董循、陈象与、王励、滕涉等朝廷重臣，都是应天书院的早期门生，更有范仲淹、富弼、王尧臣、张方平等多位出将入相的著名政治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与他的四个儿子范纯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还有他的大舅哥李紘、李纬，连襟郑戬等，都是应天书院出身。
还来说范仲淹求学南都。当时的应天书院状态如何？比如在校师生多少，课程怎么设制，校长、名师为谁，校规校纪若何，师生吃住怎么打理……细处皆无考了。至于学生范仲淹的在校情形，也多无详载，大约就是后来常见的几处概而论之：“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宋史·范仲淹传》）“公处南都学舍，昼夜苦读，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粥不充，日昃始食。同舍生或馈珍膳，皆拒不受。”（楼钥《范文正公年谱》，以下则通称《年谱》）以及“……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欧阳修《范文正公神道碑铭》）等等之类。看来欲知南都事，须问当事人。范仲淹有一首《睢阳学舍书怀》，似可看作范仲淹苦读心志的形象表达。诗曰：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
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
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
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此诗用典不少，搞明白这些典故，大约诗意即明。
西汉四川资阳人王褒，“工歌诗，善辞赋”。一篇《洞箫赋》，音调和美，形象鲜明，使汉代音乐赋的创作模式得以完成，且动摇了儒家政治教化的乐教观点，使音乐固有的娱乐特性凸现出来。这是后世人的评价，而在当时，王褒因此赋跻身朝班，官至谏议大夫。
《鹪鹩赋》呢？乃西晋文坛领袖张华所作，推为晋赋名篇。张华，字茂先，少孤贫，自牧羊，初未知名，著《鹪鹩赋》以自寄，其《序》云：“鹪鹩，小鸟也。生於蒿莱之间，长於藩篱之下，翔集寻常之内，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浅体陋，不为人用；形微处卑，物莫之害。繁滋族类，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乐也。”阮籍见《鹪鹩赋》，叹曰：“此王佐才也！”得阮籍赏识，渐为时人所重。当时门阀世族势力方兴，标榜门第阀阅的风气日强。张华因家族势力单薄，自幼孤贫，虽才华横溢，德行严谨，却一时未能见知于世。
颜回，即颜渊，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雍也》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雍也》）。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这会儿的宋真宗加封为“兖国公”。
晋大夫俞伯牙善抚琴，高山流水觅知音，终于在山野间寻到钟子期。这个故事就更大众化了。
范仲淹身在睢阳学舍，神驰于名人名典，能不刻苦用功、自励有为吗？能不发出“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的自信、自许与自期吗？
用来诠注这种“自信、自许与自期”的事不少，这里略陈两例。
第一例：不吃留守饭。多数史料是这么记载的：南京留守的儿子将范仲淹吃粥苦读的事，回家告诉了父亲。这位留守还是爱才惜才的，就让儿子带上自家府里厨师做的饭菜送给范仲淹。过了几天，留守儿子发现他送的饭菜，范仲淹居然一点没动，都发了霉，就有点不解了：我老爸特意送来饭菜招待你，你竟然不吃，你什么个意思呀？范仲淹先表示歉意，再解释说：“蒙令尊大人抬爱，我是十分感动。可你想想，我艰苦惯了，猛一下吃了美味佳肴，过后怎么办呢？还能忍受天天吃白粥的日子吗？”留守儿子听罢，感佩不已。
这让笔者联想到关于造成范仲淹青少年时代困苦生活的原因，聚讼已久。有一种观点是，因为范仲淹非朱门嫡子，故而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力辩非是。而史实凭据呢，则双方都展示无多且乏力。笔者以为，争辩双方有一个共同缺憾，未能从范仲淹本身着眼思考问题。对于一个志向远大的有为青年来说，家里真穷也罢，受到不公正待遇也罢，都不会成为左右他选择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的主因。比如范仲淹，“公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欧阳修《范文正公神道碑铭》）。只要他化孔孟之道为灵魂，尤其对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奉为圭臬，“以天下为己任”作为展现自我价值的终极奋斗目标，即便是个富家子，即便各种世俗待遇无不优渥，他也会选择困苦与磨难，情愿像苦行僧一般生活，作为磨励自我、实现自我的不二法门。数数古来多少成功人士，都是因为穷得没饭吃吗？都是困为受到外界不公正待遇吗？范仲淹的伟大，正是超脱了世俗束缚，早就凭借自己独立强大的人文性格闯荡天下！
第二例：独不见皇帝。范仲淹就读应天书院的第四个年头，应天府地面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来了皇上宋真宗的御驾。怎么回事呢？他继位以后，在“江南第一宰相”王钦若等人密谋策划下，大搞“降天书”“封禅泰山”等迷信活动，四处巡游祭祀扰民。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宋真宗到亳州太清宫去拜谒老子庙，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紧接着就来到应天府，要拜谒他赵家祖庙——圣祖殿，并再搞降天书。天书降处，瑞霭绕庙，彩云腾空，还有黄云覆辇，紫气护幄，百官朝贺，万民山呼。一时间，应天府城内，万人空巷，都来一睹皇上风采。皇上一高兴，下诏曰：应天府升格为南京，施行特赦，广大臣民可在“重熙颁庆楼”大吃宴席三天，无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能吃的都来吃吧，吃的是“太平盛世”！应天书院也沸腾了，老师与学子们倾校而出，以能看到皇上为奇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此时此刻，有一个人例外，对这桩天大好事犹如不闻，不惊不乍，静若处子，独守书斋，潜心读书。此人就是范仲淹。据说那位南京留守的儿子，深为不解：我的天！能亲眼见到当今圣上，这机会多难得！你就觉得不如读书重要？范仲淹怎样作答的？据范敬宜题签、杨德堂著作的《范仲淹的故事》记载，范仲淹说：“书念不好，看到皇帝也没用；书念好了，将来再见也不迟。”
前文书中笔者提过，“必须”要将“独不见皇帝”这事，与“拜见姜遵”那事，两相对照一下。目的何在？当然自有说道。你看，范仲淹拜见姜遵时，是那么热切，那么急不可耐，邀上学友，步行上路，谦谦有礼。为什么？因为姜遵是老大的京官吗？那么请问，姜遵有皇帝的官大吗？这边见皇上又不用你跑远路，还能白白地海吃海喝一顿，范仲淹为什么反倒不去？只能有一个解释：他见谁不见谁，完全是冲着学识去的，你有学识，我怎么都得去拜见，否则，请我都不去。可以断定：假如姜遵在范仲淹心目中不过一平庸官僚，住在对门也未必会去竭诚拜见；假如宋真宗专程来应天书院为学子们开大课，做一场“君轻民重”的学术报告，第一个跑去听课的没准就是范仲淹。请特别留意这一点，这中间背后大有讲究，有一种文化追求在，有一种价值取向在，有一种人生定位在，用现代话说——有一种人生观在！说明范仲淹从安乡启蒙到青阳“读山”，从秋口发“良相良医”之问到澧泉寺“划粥断齑”，再到应天书院接受“正规教育”五年，这二十年来一路向学苦读，确实学到了许多，学懂了许多，学通了许多，可以说此时的青年范仲淹，已然心中有自我，自我中见大道了。
笔者在前文书中曾留下话头：“要问青年范仲淹在正式踏入社会之前，到底都学得什么学问，身负何种文武艺？此前似乎深究无多。笔者试图在后面设专节予以揣摩，先扔出一块砖头。”好，现在笔者就应诺抛砖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