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一生三次贬官，笔者宁可说他是三次碰撞失败。
前一章开头笔者说：“范公堤”、《上执政书》、应天书院兴学，这三件非常事功让他声动朝野，名满天下，由一名地方小官员一举登上中央政坛。真可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现在笔者要接着说“青云虽有路，庙堂多风险”。范仲淹步入权力中心之日，就是他开始碰撞之时。那么，他跟谁碰撞，是一种什么样的碰撞，怎么碰撞，这得好好说。
在中国传统庙堂之上，站着两班人。笔者这里说的，可不是一班文臣一班武将那两班人；而是从政治、思想、道德层面划分的两种人：志于道的忠臣或曰君子儒，志于禄的佞臣或曰犬儒。
这里说志于道的“道”，既不是老子用以说明世界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的道，也不是佛家所述的不堕极端、脱离二边的中道；而是源自三代、成于春秋的孔孟之道，也就是笔者在第二章中所列说的顺天理、从人情的“天人合一”之道，即《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道；就是“事君以道，不可则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之道；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腰无半文，心忧天下”“大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道，一句话——士君子之道。志于道者，高居庙堂，心系天下苍生，人生是为道统活着，是根据这种士君子之道来事君为官的，是以一种“帝王师”的人格标准示范天下的。他们一旦与暴君、昏君们发生冲突，则敢于挺身而出，面折廷争，冒死直谏，根本不顾自己的荣辱利害、身家性命，叫作“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虽九死而未悔”！志于道者，此之谓也。
而那一班志于禄者则不然，他们痴迷地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对于士君子之道未必不懂，但宁可背弃也要帮着皇上维护治统；他们是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居于庙堂之上，唯皇上马首是瞻，灵魂扔进茅厕，脑袋别在腰里，脖子安着转轴，只用舌头混饭吃；只要能博得高官显爵、荣华富贵、封妻荫子，或者能避免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可以追随皇上指鹿为马，可以给皇上报喜不报忧，可以“该出手时就出手”，毫不游移地打压甚至残害皇上不喜欢的一切人，搅和甚至毁掉皇上不喜欢的一切事；他们热衷并擅长的是权谋、权术，是营造帝王文化的参与者，是封建治统的执行者，与士君子之道碰撞时，则是噬咬知识同类的鹰与犬。志于禄者，此之谓也。
总的来说，志于道者体现、代表着中国的士君子文化，也就是道统文化；志于禄者则体现、代表着中国的帝王文化，也就是治统文化。你想想，一个庙堂之上，同时站着代表两种不同文化的两班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一旦起了布朗运动，能不碰撞发热吗？
前文书中说过，历史上，最早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帝王是汉高祖刘邦，他似乎想减少“碰撞”。这个布衣皇帝曾颁诏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曹操在其《求贤令》中也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也有诏说：“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这是少数几个“明君”的主观愿望，宋代皇帝更迫切点，特别提出宰相必须用读书人，要与贤大夫共治天下，都做成了国策，超出了之前之后的任何封建王朝，叫作“三王所不及，五帝所难行”。但是，必须清醒、可别忘了的是，作为帝王文化的总代表，作为治统总裁，每一个皇帝的骨子里都是唯我独尊的，他是容不得任何形式的“共治”的，这是皇帝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本性、天性，就连伟大的宋朝也概莫能外。以大宋开国宰相之一的赵普为例，他跟赵太祖赵匡胤的哥们儿关系多铁？为赵氏家族和大宋江山做出的贡献多大？可他与人家“共治”了吗？人家不但不跟你“共治”，你稍来点“碰撞”，来点士君子脾气，得，照样还会收拾你。只有范仲淹的老祖宗范蠡老先生聪明绝顶，才不信勾践那厮的鬼话，什么事成之后分一半江山给你，骗谁呢？你骗文种那书呆子去吧！我老范带上美女西施远走高飞了。所以，从秦始皇开创极端霸道之后，在帝王文化为主色调的大背景下，皇帝们与士君子们“共治”天下的现象极少，不能说没有，但那都是特定的、浅表的、虚假的、救救急的、不可信以为真的、极为短暂的事。而碰撞，那种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历史空间日趋逼仄而永不言败的士君子文化，对日见其强势的帝王文化的碰撞，具体表现为忠臣对皇上及其佞臣的碰撞，则是一种伟大的常态。
于是，这就决定了，用士君子文化武装起来的范仲淹，不管伟大宋朝的政治空气多么宽松，甚至像农夫山泉一样“有点甜”，但他与庙堂碰撞的局面，一是绝对难免，二是事属必然。
令人惊讶的是，笔者这个“两班人”的说法，千年之前就有人说过，而且就是范仲淹老先生提出的。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夫天下之士有二党焉：其一曰，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其一曰，我逊言易入，逊行易合，人生安乐，何用忧为？斯二党者，常交战于天下。天下理乱，在二党胜负之间耳。”志于道者为**，志于禄者为**，诚不虚也！关于这“朋党”之说，后文书中还要展开来探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