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可能不曾想到，自己以学子身份离开母校十二年之后，再以“掌府学”的资格走进应天书院，“冒哀上书”的同时，又“冒哀”办学且史功厥伟，开一代教学新风。“范公堤”、《上执政书》、应天书院兴学，这三件非常事功让他声动朝野，名满天下，由一名地方小官员一举登上中央政坛。真可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应邀回母校应天书院做事，范仲淹是非常乐意的。一个人如果“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范仲淹是非常看不上的；“问大旨”就得以国事为念，不拘小礼小节，以丁忧守制之身勇赴教职又有何妨！更重要的是，走出母校这十多年来，宦游数处，四方交结，深感母校教恩厚重，怀有一种难舍的眷恋；而应天书院之名头，在全国实在是最为响亮，一提出自“正素先生”和“睢阳学派”门下，身价立增，谁不仰慕？如今有机会回归母校，去继承正素先生和睢阳学派的衣钵，真是天赐良机！
关于应天书院，前文书中已有提及，但无碍再述。
北宋最著名的四大书院，白鹿洞、岳麓、嵩阳、应天，若论开办最早，坚持时间最长，所育人才最盛，在宋代教育史上占有地位最突出，则数应天书院第一。《宋元学案》及《宋史·儒林列传》皆称：“庆历之前虽有……诸儒，称‘学统’者惟有睢阳。”
应天书院，又名睢阳书院，早称睢阳学舍。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后晋。《玉海·应天府书院》载，当时邑人杨悫“乐为教育”，聚徒讲学，受到赵直将军支持，遂使这所私学成型。五代末北宋初，出了个名儒戚同文，字文约，宋州楚丘人，少拜杨悫为师，受五经。据《宋史·戚同文传》赞誉，此公苦读苦学到“累年不解带”；而且“绝意禄仕”，对当官不感兴趣，但对国家前途、百姓命运却非常关心，特改名同文，取“书同文”之意。杨悫死后，他继承恩师衣钵，将应天书院做大做强。据《宋史·戚同文传》称，“远近学者皆归之”，“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践台阁”。睢阳门下人才之盛，当时显见突出于其他书院之上。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应天府民曹诚（有人说他也是戚同文的学生），家资雄厚，慨然有复戚同文旧学之志。据曾巩《元丰类稿·戚元鲁墓志铭》说，他出资三百万，招募匠人，在同文“旧学之地，造书舍”，为屋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他还愿意以学舍入官，这让真宗皇帝听了龙颜大悦，“面可其奏”，命端明殿学士盛度“文其记”，前参预政事陈尧佐“题其榜”，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商丘乃睢阳旧地，世称戚同文为“睢阳先生”，门人则追号“正素先生”，《宋史·戚同文传》又称其追号为“坚素先生”。在宋代的儒学中，同文之学即被称为“睢阳学统”。世谓睢阳学统于复兴宋学有首创之功。
在此，不妨将应天书院的后续沿革顺便交代一下。
景祐元年（104），应天书院改为府学，官府拨学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庆历三年（104），应天书院升为南京国子监学，与东京（汴京）西京（洛阳）的国子监并列为北宋最高学府。靖康二年（117），靖康之变，金人南下，赵构建南宋于应天府，不久迁往临安（今杭州），书院遂毁于兵火，久废近二百五十年。元初虽建有归德府学和文庙，但规模大减。其后，应天书院屡建屡废，名称也不断更改。明弘治十五年（150），黄河泛滥，归德府城淤积地下，应天书院也随之被埋。明正德六年（1511），知州杨泰有在旧城北筑新城。同年，知州周冕继修，始告竣工，归德府迁入新城（今商丘古城），应天书院也随迁城内，现存有明伦堂、大成殿、月芽池等建筑。明嘉靖十年（151），巡按御史蔡瑷将社学改建，沿用旧称“应天书院”。宰相张居正于万历七年（1579），下令拆毁天下所有书院，应天书院难逃此劫。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归德知府郑三俊重建“范文正公讲院”，位置在归德府学东。他效法范仲淹的精神，亲自执书讲学，一时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诸如官至户部尚书的侯恂，南京国子监祭酒侯恪，兵部侍郎叶廷桂、练国事等。范文正公讲院又名文正书院，明代中后期睢阳没于黄河，城址北迁，原讲院故址已无存。清顺治八年（1651），重建书院，侯方域撰有《重修书院碑记》。顺治十五年（1658），符应琦重建讲堂，集诸士而课之。康熙十三年（1674），知府闵子奇又修书院，请来名师执教，“下帷讲学，有醇儒之风，学者翕然宗之”。康熙四十年（1701）书院改为郡义学。清乾隆十三年（1748），知府陈锡格重修应天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科举，兴学校，诏令各省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一九〇五年八月，范文正公讲院改为“归德府中学堂”（简称归德中学），从此，“书院”铸就的千年辉煌，终于沉寂于历史长河。
且说范仲淹面对这样一座全国数一数二的著名学府，怀着一腔眷恋之情回到母校，看到故园风光，思接先师灵魂，想必倍感荣幸又庆幸，兴奋又振奋，觉得肩负重大，充满热情和干劲，决心不负重托，干出一番业绩。再说，这么好的地利之外，天时与人和也都不错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