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提到，范仲淹重回母校“掌府学”，是应邀为之。那么，是谁邀请了他呢？这一命运大转折，得力于一个小他两岁的江西人——晏殊。是这个晏殊特邀了他。人称晏殊一生为官，“富贵优游五十年”。他虽然官至宰相，日后却未能像范仲淹一样跻身历朝历代名相之列，所以知之者较少。不过，一提传世佳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世人必定耳熟能详。它就出自晏殊的一首《浣溪沙》。有人知道“抚州八晏”吧？晏殊即为“八晏”之首，下面才依次是晏几道、晏颖、晏富、晏京、晏嵩、晏照、晏方。晏殊五岁会作诗，十四岁成进士。能诗、善词、文章典丽，书法也工，尤以词最为突出，有“宰相词人”之称，是北宋前期婉约派代表词人，而且相当高产。《东都事略》说他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兴书目》作九十四卷，《文献通考》载《临川集》三十卷，皆不传。传者惟《珠玉词》三卷，汲古阁并为一卷，为《宋六十名家词》之首集，计词一百三十一首，清人辑有《晏文献遗文》，收入《宋四人集》中。不过，此公最珍贵处更在于他胸襟宽阔，不但不嫉贤妒能，反而热心于唯贤是举，范仲淹之外，诸如欧阳修、王安石、孔道辅、韩琦、富弼等一大批北宋贤相名将，均出自其门下或经他栽培、荐引而显达于世。所以《宋史·晏殊传》夸他：“平居好贤……及为相，益务进贤材。”更评价说：“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可见他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绝不限于“遂请公（范仲淹）掌府学”了。
那么，晏殊何时认识范仲淹的？史无详载。汪藻在《广德军范文正公祠堂记》中写范仲淹初历官场，“以进士释褐，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日抱具狱与太守争是非，守数以盛怒临之，公未尝少挠。归必记其往复辩论之语于屏上，比去，至字无所容。贫止一马，鬻马徒步而归。非明于所养者能如是乎？”接下来“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三十岁调任谯郡从事。作文自叹曰：“余岁三十兮，从事于谯，独栖难安兮，孤植易摇。”（《祭龙图杨给事文》）一直到三年后“监泰州西溪镇盐仓”，上书张纶请重修捍海大堤。这期间，范仲淹进过《皇储资圣颂》，吟过《西溪见牡丹》《西溪书事》两首诗，写过《上张知白右丞书》，还为宰相寇准被诬事上书鸣不平。有意思的是，晏殊和另一位宰相吕夷简都曾在西溪镇做过盐官。特别是后来成为范仲淹政敌的吕夷简居此时，手植牡丹，留有诗刻，范仲淹的《西溪见牡丹》正是为此而作：“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另一首《西溪书事》也与此时的心境相通：“卑栖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子牟何必怨江湖。秋天响亮频闻鹤，夜海瞳眬每见珠。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据说范仲淹在西溪还写过一首小诗：“谁道西溪小，西溪出大才。参知两丞相，曾向此间来。”此诗真伪无考。以上这些言行诗作，是否引起过晏殊关注，也史无详载了。那么，晏殊得闻范仲淹大名并惜才倚重，或在兴修范公堤以后吧？这也不去细究。
且说天圣五年（107），晏殊身为枢密副使，因反对张耆升任枢密使获罪，贬出京城任南京留守，来到应天府，大力扶持应天书院，慕名力邀范仲淹到书院任事。这对范仲淹来说，真是“人和”之首也。
另外，还有两个人也很给力：蔡齐和戚舜宾。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中所说“登蔡齐榜”的蔡齐，就是时任应天知府的这个蔡齐。他比范仲淹大一岁，山东胶州人，胶东历史上唯一的状元。人长得“仪状俊伟，举止端重”，宋真宗一见就对宰相寇准道：“得人矣！”诏令金吾卫士七人，“清道传呼以宠之”。后世状元“跨马游街”之殊荣，就是从蔡齐开始的。蔡齐为人刚正，任翰林学士时，手握实权的刘太后派太监罗崇勋主持营建景德寺，命蔡齐写一篇记事颂德的文章。罗崇勋告诉蔡齐说，这篇文章写好了，可望升任参知政事。蔡齐却故意迟迟不写，被罢免了翰林官职，赶出京城。蔡齐后来升任宰相，因与权臣意见不合，辞去宰相职务，以户部侍郎的虚衔，出知颖州，两年后死于任所，年仅五十一岁。范仲淹为他写墓表：“浩然示至公于内外，以进贤为乐，以天下为忧。见佞色则疾，闻善言必谢。”欧阳修为他写行状：“在大位，临事不回，无所牵畏，而恭谨谦退，未尝自伐，缙绅倚以为重。”史称蔡齐“精学博文”，平生所著诗文甚多，可惜都散佚无存，仅留《小孤山》七律一首，有“月生西海初三夜，潮到东吴第一关”之句，亦可略见其文采。想见当年蔡齐，与范仲淹有同榜之谊，对晏殊邀范之议肯定举双手赞同，是不是他向晏殊推荐范仲淹也说不定。这段史料简略马虎，留待细查。
戚舜宾者，乃戚同文之孙。范仲淹当年在南都就学时，书院便由戚舜宾主理。他严守祖制，“制为学规，凡课试讲肄，劝督封赏，莫不有法；宁亲休沐与亲戚还往莫不有时；而皆曲尽人情，故土尤乐从。”那时，书院执教者多是戚同文的再传弟子，授以儒家经典，以六经为教材，使范仲淹获益终生。戚舜宾眼中的范仲淹，勤学多思，品学兼优，得祖父真传，无出范仲淹之右者。如今由他归来“掌府学”，戚舜宾当然是最高兴、最欢迎啦！
其实，要笔者说，范仲淹在此得到的最大“人和”，应是恩师戚同文，虽然只是一位人品道德上的“精神恩师”，因为范仲淹求学南都时，戚同文先生已然过世二十多年了。
《宋史·戚同文传》说：老先生幼年失去父母，由祖母携带他到娘家养育，同文奉养祖母以孝著称。祖母去世，日夜悲哀号哭，几天不吃饭，乡里人为之感动。这样的身世让范仲淹感同身受。
又说：老先生纯正质直崇尚信义，人家有丧事尽力赈救接济，宗族乡里贫困的人也予以周济。十二月的时候，多次脱下自己的棉衣给贫寒的人。他不积聚钱财，不营建住房，有人劝说他，他则回答：“人生以行义为贵，安用是义一字！”由是，深为乡里推重佩服。这样的品德让范仲淹顶礼膜拜。
史家说：老先生所创立的睢阳学统，具有宋学兴起的最基本特点。为矫正五代以来文教风俗之浇薄，老先生坚苦励行，力求恢复先儒修己治人的道德仁义精神，重内圣而不弃经世，以人格立师道，而生根于社会。这个基本的存在形态和儒学最基本的特点，为睢阳学统所展现，成其学脉所在。这样的道德学问让范仲淹受益良深，一生行谊实根基于睢阳之学。
今天，范仲淹虽然已不是当年学子，但重返母校，精神恩师戚同文老先生的高大形象，一如在眼，一如在心，是他最广大最牢靠的人文依托。他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回顾既往说：“乃有睢阳先生赠礼部侍郎戚公同文，以奋于丘园，教育为乐。……由是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与鲁堂，章甫如星，缝掖如云。讲议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诚以日至，义以日精。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有着这样的前辈，有着这样的睢阳家底，人和如此，范仲淹能不底气十足吗？
说到天时，笔者想这么理解。对于历代兴教办学者来说，所谓天时，莫过于当时政治环境的生态状况，在中国可以理解为皇权治统环境的生态状况。自然界有个C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C生态系统有个“蘑菇理论”，要用五句话表达出来，像是一首诗，比诗更美妙，是：“创造一个环境，有了一定的空气，有了一定的水分，有了一定的湿度，蘑菇会自己长起来。”就是说：在自然界的大森林里，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上述的空气、水分、湿度，当然也离不开土壤和阳光，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环境，就能成片地生长出蘑菇。如果我们借用“蘑菇理论”到社会生态系统，所谓兴教办学的好天时，就是“天然”的土壤、阳光、空气、水分、湿度……基本不缺，是一个相对良性循环中的社会生态系统，是一个“美好的环境”。只要具备这样一个社会C系统，兴教办学肯定有成就。历史上有没有实例？宋代之前不妨以稷下学宫为例。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齐国“官办”的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过去有人称它为“稷下学派”，不大对头，因为它实际上并非哪个学派所专有，而是天下各种学派的学者都可以来议学、议政的学术活动中心，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几乎各个学派，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等，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兒说、鲁仲连、邹爽、荀子等。在这里，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什么天人之辩、王霸之辩、义利之辩、攻伐寝兵之辩、名实之辩、世界本原之辩、人性善恶之辩……都可以畅所欲言，互相争辩、诘难，多元思想并立，各家平等共存，学术自由争鸣，彼此吸收融合，成为真正体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典范。它的办学成果多么丰硕？仅就学术著作来看，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多种学科。这一大批著作的问世，不仅极大丰富了先秦思想的理论宝库，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也深刻影响了并影响着此后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的散佚不传至为可惜，传下来的多为经典。难怪早年的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的一个最高峰的。”
稷下学宫何以办得这么好？齐国素有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齐桓公田午是田氏代齐后的第二代国君，新生的政权有待巩固，深知“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说苑·尊贤》）的道理，这才在齐都临淄稷门附近建起学宫，设大夫之号，招揽天下贤士。接下来的当权者齐威王、齐宣王，脑子也够清醒明白，就把稷下学宫办得风生水起，达于巅峰。《风俗通义·穷通》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尤其是齐宣王，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遂大办稷下学宫，让稷下学者享受“上大夫”的政治、物质待遇，“开第康庄之衢”，修起“高门大屋”，勉其著书立说，鼓励学术争鸣，欢迎他们参政、议政，吸纳他们的治国良方。这种当权者思想开放、政治清明、重贤用士的良好“政治环境生态状况”，正是稷下之学举办成功的最佳天时。这个也能反证：秦始皇上台后禁绝兴教办学，“文革”中“停课闹革命”，遇上这样的天时，你兴办教育的人和地利再好，想办个稷下学宫你试试。
那么，范仲淹所处的“皇权治统环境”如何呢？若依笔者对历代封建王朝的评价，就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知识分子来说，宋代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伟大王朝。前文书中引用过陈寅恪先生“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样的话，此外崇高的评价多的是。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理学与艺术》）邓广铭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十一至十三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等等），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此时的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中国社会史》）日本近代史学泰斗和田清先生说：“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的那样强大，相反，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中国史概说》）德国汉学家库恩在《宋代文化史》中说“中国在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地方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受到儒教教育的文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其次，宋朝在农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如手工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农业技术的新发展，新土地的开垦，以及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奠定了宋朝经济繁荣的基础。”美国历史学家墨菲在《亚洲史》第七章“中国的黄金时代”中说，宋代——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它拥有大约一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他又说：“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后来的世世代代历史学家批评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九六〇年存在到一二七九年，长于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寿命。”于是有人总结出来说：有宋一代共三百一十九年，是中国所有封建王朝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也是一个充满以人为本、民命至上的民生理念的朝代；一个没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篡权弑君，最不血腥、最有人情味的朝代；一个体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最好的朝代；一个人才辈出，文学、哲学、绘画、科技、教育等最为发达、硕果累累的朝代。
当然，不能光听中外名人这样说，得考量他们所依据的史实是否真实可靠。历史上，最早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帝王是汉高祖刘邦，他曾颁诏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班固《汉书·高帝纪》）后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也有“重文”的意思，他在“求贤令”中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陈寿《三国志·魏志》）北魏孝文帝在自己的诏书中也说：“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魏收《魏书·高祖纪上》）。但是这些所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当政者，说的多做的少，甚至说一套做一套，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唯宋一朝，尤其北宋前期，一改五代乱世之风，将以文治国定为国策，崇文重教、移风易俗，重视发挥文臣的作用，以仁厚宽容著称于后世。这样的国策始于赵太祖赵匡胤，并且作为一种“祖宗家法”传下去，贯穿于整个宋朝。赵氏兄弟俩根据既定国策，制定了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政策并监督执行：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耆学名儒；下诏增修国子监学舍①；下诏重修、新建昭文馆、史馆、集贤馆、崇文院；改革考试制度，极力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唐朝进士登科者，每次最高也不过三四十人，而宋朝进士登科者则多至五六百人，最多有增至五千三百人者，并且设法严密科举考试，严防考官作弊等等。当是时也，朝廷的重要职位，全部由通过科考进入官场的读书人占据，这些人自称“天子门生”，不仅长期占据宰相高位，甚至连向来由武将任职的枢密院，也由文人主政。文臣社会地位之高，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其待遇之高，风头之盛，真令后世叹为观止。
这就是范仲淹“掌府学”时的“天时”。至此，天时、地利、人和，三才齐备，能干出怎样一番功业，就看他范仲淹的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