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师作为一个道士出身的人，他对于道教的发展是有着一定的理解。但是他并不是入室弟子，所以即使是在这一方面，他更多的是知道一些皮毛而已。
最起码，他作为一个“野路子”的道门存在，并没有跟龙虎山一派的道门正宗的人有着深入的交流。
而在张嘉师的理解当中，道教，佛教或者是儒家的发展一旦得到了一个国家的最高控制者的推崇，那么这个教派就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
正如同佛教一样，佛教虽然是在“三武一宗灭佛”的行动当中损失惨重，但是佛教并没有在哪怕一次灭佛行动当中完全消亡，相反，佛教即使是在后世都能够发展出一定的规模，就可以知道这些大型宗教的生存能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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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可以说是一种起源于外国的宗教，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佛教除了在东汉传入之后的一段时间来并不算是一个大型宗教之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规模已经发展成一个居于道教之上的大型教派。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名悉达多?乔达摩。20岁时离家成道，此后被尊称“佛陀”，意为觉悟者，简称“佛”，所传宗教被称为“佛教”。
佛陀示现涅后的数百年间，佛教传遍印度次大陆。原始佛教内部由于对教义的理解不同，发生分裂，进入部派佛教时期，主要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南传佛教主要是上座部诸派，盛行于斯里兰卡，并传遍东南亚地区，后传入中国云南。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异说颇多，最广泛的说法是东汉永平十年，汉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广求佛像及经典，并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等僧至洛阳，在洛阳建立第一座官办寺庙白马寺，为我国寺院的发祥地；并于此寺完成我国最早传译的佛典《四十二章经》。主要有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三大派别。
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刘庄夜宿南宫，梦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次日晨，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样”。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
永平八年，蔡、秦等人告别帝都，踏上“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在贵霜帝国，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
永平十年，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
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寺”字即源于“鸿胪寺”之“寺”字，后来“寺”字便成了中国寺院的一种泛称。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
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在公元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有一百九十二部，合计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这里译出，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
曹魏嘉平二年，印度高僧昙柯迦罗来到白马寺。此时佛教也从深宫走进了市井民间。随后，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同一时期，安息国僧人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了规范僧团组织生活的《昙无德羯磨》。至此，戒律和僧团组织章程都已齐备，一条中土有缘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铺就，为中土戒律之始。
曹魏甘露五年，一场受戒仪式在白马寺举行，这是一个注定要深深印刻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事件。这一天，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坛，长跪于佛祖面前，成了中国汉地第一位正式受过比丘戒的出家人。自此，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老传统被打破了。
佛教在中国扎根、传播最初的二百年，整个过程都与白马寺息息相关。这里是中国第一次西天求法的产物，是最早来中国传教弘法的僧人的居所；这里诞生了第一部中文佛经和中文戒律，产生了第一个中国汉地僧人……总之，白马寺是与中国佛教的许许多多个“第一”紧紧联在一起的，这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南北朝时佛教已遍布全国，出家、在家佛教徒数量增加很快，北魏《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中寺庙鼎盛时达到1367所，而北方的长安僧尼过万，南方的建业也有佛寺数百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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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佛教的第一次崛起时期，可以推算到梁武帝时期。
梁武帝萧衍可以说是第一个“卖身”佛门的中国皇帝。
梁武帝在位的半个世纪中，大力提倡佛教，寺塔林立，名僧济济。我们经常吟诵的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中有许多寺院就是梁武帝主持修建的。据史料统计，南梁时的佛寺达2846座，僧尼有8.27万人。
梁武帝即位第三年，即天监三年的农历四月初八，亲率道俗两万余人，在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重云殿作《舍道事佛文》，正式宣布了他对佛教的皈依，并发誓“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他要求王公贵族乃至平民百姓也都信仰佛教。天监十八年，梁武帝还于无碍殿正式受菩萨戒，所以历史上他有“皇帝菩萨”一称。
佛教思想对梁武帝的影响很大，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梁武帝的生活甚是节俭，日一蔬食，过午不食，草履葛巾，罗绮不染。50岁后绝房事，远离嫔妃。他把佛教慈悲戒杀理论和儒家“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的仁恕思想结合起来，不仅自己不食肉，还要求国家祭祀也要戒杀，用蔬菜果品代替原来的猪牛羊等。平日里，命太医不得以虫、畜入药，织锦不许加入鸟兽之形。这种慈悲观不仅是对印度佛教戒律的重大发展，而且也极具浓重的中国特色。
梁武帝晚年对佛教更是尊崇有加，不仅大兴佛事，启建水陆法会、拜忏大法会、盂兰盆会，相传他还亲自编纂了《慈悲道场忏法》（俗称《梁皇宝忏》或《梁皇忏》），一直流传至今。
他把许多精力投入到佛经的研究中，著有《大品般若经注解》、《大涅经讲释》、《净名经义记》等一些佛经注释，并亲自讲经说法。他曾试图出任大僧正一职来主理全国佛教事务，后因僧众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在佛教史上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梁武帝曾4次舍身寺院，其臣下4次花巨额金钱将其赎回，这在中国佛教史上绝无仅有。
梁武帝还以政治的力量介入僧团的修行生活，专门颁布《断酒**》，集众僧于佛前发愿，立誓“永断酒肉”。由于他的强力倡导，汉传佛教僧尼改变了原来食“三净肉”的习惯，戒酒茹素，清净口业，素食成为汉传佛教的一大传统。
《断酒**》的部分内容如下：
弟子萧衍敬白，诸大德僧尼，诸义学僧尼，诸寺三官，向已粗陈鱼肉障累，招致苦果，今重复欲通白一言。阎浮提寿云百二十，至於世间，罕闻其人，迁变零落，亦无宿少。
经言，以一念顷，有六十刹那，生老无常，谢不移时，暂有诸根，俄然衰灭，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离地狱，其事甚难，戒德清净，犹惧不免，况於毁犯，安可免乎？
虽复长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报，亦无是处，何以故尔？
此生虽可不犯众罪，後报业强，现无方便，三途等苦，不能遮止，况复饮酒啖食众生。诸僧尼必信佛语，宜自力励。若云菜食为难。
此是信心薄少，若有信心，宜应自强，有决定心，菜食何难，菜蔬鱼肉，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秽下食，所以涅经言，受食之时，令作子肉想。如俱非惑，岂须此法？
且置远事，止借近喻。今已能蔬食者，厌恶血腥，其於不能蔬食者，厌恶菜茹，事等如此，宜应自力，回不善惑，以为善惑，就善惑中，重为方便，食菜子想，以如是心，便得决定。
凡不能离鱼肉者，皆云菜蔬冷，令人虚乏，鱼肉温，於人补益，作如是说，皆是倒见，今试复粗言，其事不尔，若久食菜人，荣卫流通。
凡如此人，法多患热，荣卫流通，则能饮食，以饮食故，气力充满，则是菜蔬不冷，能有补益。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悉患热，类皆坚强，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鱼为生，类皆多冷，血腥为法，增长百疾，所以食鱼肉者，神明理当昏浊，四体法皆沈重，无论方招後报，有三途苦，即时四大，交有不及，此岂非惑者，因心各有所执，甘鱼肉者，便为温为补，此是倒见，事不可信。
复有一种人，食菜以为冷，便复解素。此是行者未得菜意，菜与鱼肉，如水与火，食菜才欲得力，复啖鱼肉，鱼肉腥臊，能灭菜力，所以惑者云菜为性冷。凡数解素人，进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鱼肉邪益，法多羸冷，少有堪能。
是诸僧尼，复当知一事。凡食鱼肉，是魔境界，行於魔行，心不决定，多有留难，内外众魔，共相娆作，所以行者，思念鱼肉，酒是魔浆，故不待言。凡食鱼肉嗜饮酒者，善神远离，内无正气，如此等人，法多衰恼。
复有一种人，虽能菜食，恃此十慢，多於诡恚，好生贪求，如是之人，亦坠魔界，多於衰恼。又有一种人，外行似熟，内心粗恶，见人胜己，常怀忿疾，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虽复菜蔬，亦多衰恼。若心力决正，蔬食苦到，如是等人，多为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宜应思觉，勿以不决定心，期决定人。
诸大德僧尼，有行业已成者，今日已去，善相开导，令未得者，今去皆得，皆若已习行，愿坚志力，若未曾行，愿皆改革。今日相与共为菩提种子，勿怪弟子萧衍向来所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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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梁武帝的信佛并没有给他带来善终。
在其执政后期，可以说是因为其利令智昏的举动，逼反了投奔于梁国的前东魏大将侯景，最终造就了“侯景之乱”的悲剧：
公元549年3月，侯景围攻建康。城中久被围困，粮食断绝，饥饿与疾病困扰，人多浮肿气急，横尸满路，能登城抗击者不到四千人。南梁诸王手握重兵，却彼此猜忌，按兵不动。十二日，侯景攻入建康，纵兵洗劫，史称“侯景之乱”。
面对汹涌而来的叛军，糊涂的梁武帝竟派萧正德到前线统帅军队。两军对垒后，侯景派人诱骗萧正德说，只要他肯做内应，在推翻梁武帝之后，就拥戴其为皇帝。于是萧正德秘密派了几十艘大船，帮助侯景的叛军渡过长江，还亲自带领叛军渡过秦淮河，可惜他没等美梦成真便被侯景杀死。
侯景攻入建康后，将梁武帝居住的台城包围起来。而那些平日受到梁武帝娇纵的王公贵族，尽管手下有几十万兵马，却都袖手旁观。直到这时，梁武帝才如梦方醒，大骂那些不忠不孝的子孙，可惜悔之已晚。
被围困在台城后，侯景派人监视梁武帝，梁武帝的饮食也被侯景裁减。最终梁武帝口苦索蜜，未得实现，忧愤成疾。五月，梁武帝被活活饿死在台城，享年八十六岁，葬于修陵。谥为武帝，庙号高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