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范仲淹随继父朱文翰退守田园，在家里读书自学。

宋代自神宗以后，为了鼓励官员按期“致仕”，给予种种礼遇和优待，一度准予领取全俸，但之前的宋真宗时期情况如何不得而知。就算朱文翰可以领到全俸，一个中下级官员又能领到多少？所以养家过日子就得从新考量。据朱鸿林先生记述：“那时朱家兄弟姐妹多，都还年幼，继父又年老多病，家庭开支很大，日子一天天窘迫。”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小伙子整天只顾读书，不问家计艰辛，别人不说什么，亲生母亲谢氏估计就有点坐不住了。她先和儿子说好，又与朱文翰商量，托人在长山县城找了一份差事，让范仲淹去一家店铺当学徒。范仲淹倒是很听话，不料刚干过一个月工夫，他就背着铺盖卷回来了，说是掌柜的太奸猾，自己干不了这种骗人勾当，还是想回来读书。谢氏母亲当然作难。但继父朱文翰出面说：“说儿是个聪明好学、志趣不凡的孩子，不要勉强他做自己不乐意做的事，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么多孩子，就他有出息，就让他读书吧！”这段话出自朱鸿林先生笔下，不知所据何来，听起来似乎有点作者自拟的味道。不过有一点可以相信，朱文翰必是看准继子是个读书的苗子，日后可成大器，愿意着意栽培，不然他不会置亲生儿子于不顾，一直把继子带在自己身边。

说话间又过去两年，皇上都换了新年号，叫作“大中祥符”，范仲淹也长到二十岁，是“弱冠之年”了。《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这就是说，二十岁了，得行“冠礼”，以示成年，不过体犹未壮，还比较嫩，故称“弱”；冠，指代成年，要在宗庙中行加冠的礼数。冠礼由父亲主持，并由指定的贵宾为行冠礼的青年加冠三次，分别代表拥有治人、为国效力、参加祭祀的权利。加冠后，由贵宾向冠者宣读祝辞，并赐上一个非常贴切美好的“字”，使他成为受人尊敬的男子汉。朱文翰是否为继子举办了加冠仪式，已不可考，但此时却爆出一个重大家庭议题倒是真的：继子要去游学关中！这是范仲淹自己的主意吗？为什么要走出书斋外出游历？为什么要首选关中？是继父朱文翰的主意吗？继父朱文翰态度如何？母亲谢氏又作何反应……一切的细节已然无从谈起。可考的史实是：大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春，青年范仲淹琴剑在身①，怀揣继父给的少量盘缠，孤姿英发，奔上通往关中的大道。

以长安（今西安市）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古来号称“四塞之国，八百里秦川”。与以前的洛阳、北京、南京并称为中国四大古都。与罗马、开罗、雅典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公元前十二世纪，周文王在这里建立丰、镐两京，从此，西安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一千二百多年，大宋之前已有周、秦、汉、隋、唐等朝代，均建都西安，可谓“秦州自古帝王都”也！对此，勤于读书的范仲淹不会不知道，估计连所谓“关中八景”，什么华岳仙掌、骊山晚照、灞桥风雪、曲江流饮、雁塔晨钟、咸阳古渡、草堂烟雾、太白积雪之类，他都能如数家珍了。作为学子文人，也许他更看重关中一带的名士辈出，代不绝书，尤其前朝大唐盛世，有多少风云人物关中留迹啊！这可能就是青年范仲淹要把平生游学第一站选在关中的原因吧？

《续资治通鉴》载：“大中祥符二年二月，令陕西发廪赈粜，旱故也。”今年春天才“发廪赈粜”，可见旱灾至少在去年就相当严重了。可巧，青年范仲淹就是去年进关中的。也许老天爷有意安排吧，让未来的国家栋梁臣子范仲淹长长见识，亲眼看看什么是天灾人祸、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吧。

范仲淹的这次关中之行，总共用时半年多。朱鸿林先生是这样赞美他这位半个先祖的：“在关中，他拜访了学识渊博、正气凛然的著名学者王衮，并与王衮的儿子王镐结为好友；在关中，他还与王镐一块拜访了当时的著名音乐家崔遵度，并跟他学习了琴艺；后来，他又结识一个叫周德宝的学者，和一个叫屈元应的道士，他们都是些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朋友多了，他们朝夕相处，一块赋诗吟咏，一块弹琴长啸，一块切磋学问；他们相邀为伴，游览了关中的山川美景，名胜古迹……大半年的游学经历，他变了，特别是他的思想境界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提高。”这种表述虽多是出乎写作者的想象，但总算还有些历史依据，所提到的这几位人物，大都有据可考。

王衮，北宋医家。山西太原人。曾任官吏，后潜心医学，并留心方书，搜集医方七千余种，从中辑选五百余种，编成《博济方》，刊于北宋庆历七年（1047），是当时有较大影响的个人方书。不清楚的是，范仲淹后来在《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中，倒是写到王衮乃王镐之父，官至“太子右赞善大夫”，且“慷慨有英气，善为唐律诗”，却只字未提其潜心医学，著有传世之《博济方》，不知何故。难道是写墓表时《博济方》尚未刊出吗？

名士王镐，雩县（今河南睢县西北）人氏，这与上文其父为太原人又是一个矛盾，太原是他们的祖籍？王镐善琴，平日里一袭白衣、跨白驴，潇洒来去。他确实与汝南（今河南省汝南县）精于篆刻的道士周德宝、临海（今浙江临海市）精于易学的道士屈元应相善，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快意唱和，后来加上范仲淹，四人相伴，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王镐逝世后，范仲淹特别写了一篇《鄠郊友人王君墓表》，内中有几段除史值极高外，文采相当出色，现录而赏之：

君讳镐，字周翰，其先澶渊人也。曾祖鼎，邢台之督邮。祖楷，尚书兵部员外郎。考衮，太子右赞善大夫。妣秦氏，封太原县君。

时祥符纪号之初载，某薄游至止，及公之门，因与君交执，复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宝、临海屈元应者，蚤暮过从。周精于篆，屈深于《易》，且皆善琴。君常戴小冠，衣白，跨白驴，相与啸傲于鄠、杜①之间，开樽鸣弦，或醉或歌，未尝有荣利之语。

一日，会君之别墅，当圭峰之下，山姿秀整，云意闲暇，紫翠万叠，横绝天表。及月高露下，群动一息，有笛声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汉，下满林壑，清风自发，长烟不生。时也，天地人物洒然在冰壶之中。客大异之。君曰：“此一书生，既老且贫，每风月之夕，则操长笛奏数曲而罢，几四十年矣。”嗟乎，隐君子之乐也，岂待乎外哉？

噫！予与君别三十七载，风波南北，区区百状。今兹方面，宾客满座，钟鼓在廷，白发忧边，对酒鲜乐。岂如圭峰月下，倚高松，听长笛，忘天下万物之际乎？追念故人，乃揭石而表之。书曰：有君子焉，生兮云山，葬兮云山，始终不垢兮，其清而贤。

至于“精于篆”的周德宝，“深于《易》”的屈元应，这两位道士的底细不好查实，比起北宋时代的张伯端道士来，他俩肯定名气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紫阳真人张伯端可是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不过，既然范仲淹与之相交三十多年后还铭记着他们，并在“王君墓表”中特别记出，足见人是真人，本事是真本事。关于屈元应的“深于《易》”，随后还要提到。

比起周、屈二道士，崔遵度的名气就大多了，他字坚白，原籍湖北人氏，后徙山东淄川。范仲淹出生前五年，人家就中进士了，与朱文翰算是同代人。太宗朝为和川主簿，知忠州；真宗朝任太子中允，改太常丞、直史馆，编修两朝国史，累官左司谏。仁宗朝以寿春郡王开府，命为王友，储宫建，加吏部郎中兼左谕德。其实，比官声更响亮的名头是国手音乐家，古琴弹得没人能超过他，且著有《琴笺》，明确提出“清厉而静，和润而远”的美学思想，对琴文化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范仲淹师从崔遵度学琴，那真是找对了人。有一次，范仲淹求琴中三昧，崔只给出八个字，就是上面说的“清厉而静，和润而远”。范仲淹经过长久思索，终于理解到如下真谛：“清厉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道欤。”就是说，琴音激越而不从容，则是急躁所致；和润而不深远，则有取巧之嫌。清静平和，性与琴会，琴人合一，才能生出超凡脱俗的境界。这成了范仲淹终生习琴的要旨。顺便提一下，范仲淹眷恋琴、剑、《易》，一生痴心不改。“忘忧曾扣《易》，思古即援琴”（见《斋中偶记》）；“奏以尧舜音，此音天与稀。明月或可闻，顾我亦依依。月有万古光，人有万古心。此心良可歌，凭月为知音”（见《明月谣》）。心知琴者，曰真知琴也！范仲淹达到这个境界了。同事朱长文对范仲淹的琴艺特别敬慕，说：“君子之于琴也，发于中以形于声，听其声以复其性，如斯可矣。非必如工人务多趣巧，以悦他人也。故文正公所弹虽少，而得其趣盖深矣。”（见朱长文《琴史》）对于范仲淹的“所弹虽少，而得其趣盖深矣”，陆游也有史评，他在《老学庵笔记》中说：“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范履霜”是范仲淹的外号。“履霜”，本自《易·坤》中的“履霜之戒”，霜乃冰兆，故寓意防患未然，晓以自警。总的说来，这位崔遵度不仅使范仲淹的关中之行收获颇丰，其琴论、琴心，更成了范仲淹一辈子消受不尽的精神财富。

依笔者看来，读书有两种：读书本之书，可增广知识无穷，谓之小读书；读自然之书、社会之书、人生之书，可开拓胸襟、铸造灵魂，谓之大读书。二者不可偏废，合则成功，受用不知其可。青年范仲淹身体力行，成功在望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