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范仲淹研究会范氏宗亲网发布了《范仲淹年谱：六十四年的人生历程》，与前述两案最为相关的年份是庆历四年和五年，即公元一〇四四年和一〇四五年，也即范仲淹五十六岁和五十七岁这两年。其年谱内容如下：
（庆历四年）正月，朝廷应韩琦奏请，罢修水洛城，刘沪、董士廉依郑戬命继修完工。渭州知州尹洙怒欲斩之，狄青械二人送德顺军狱。
二月，范仲淹上言为刘、董二将辩解。是月，上从范仲淹之言，诏州县皆立学。
四月，仁宗与执政论朋党事。宋夏议和达成协议，元昊削帝号，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
五月，范仲淹与韩琦对于崇政殿，上“和、守、战、备”四策。
六月，辅臣列奏，答手诏问五条。与韩琦奏陕西河北画一利害事，陕西八事、河北五事。
八月，仲淹启程宣抚河东，先后历经：绛、晋、汾、并、忻、代、宪州、岢岚、保德、火山军及府州、麟州等地于庆历四年底。仲淹奏请以两府兼判政事，诏以贾昌朝领农田，仲淹领刑法，未果。
九月，吕夷简卒，晏殊罢，杜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贾昌朝为枢密使，陈执中为参知政事。范仲淹檄正患病的种世衡与原州知州蒋偕合兵抢修细腰城，断明珠、灭臧交通西夏之路。
十一月，王拱辰等兴“奏邸之狱”，范仲淹等所荐新进名士皆贬逐殆尽，苏舜钦、刘巽被除名为民，王益柔、王洙、章岷、刁约、江休复、宋敏求等十人被贬谪外放。范请罢参知政事，乞知邠州。是年，吕夷简、陈尧佐、王沿卒。
（庆历五年）正月，罢仲淹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按抚使，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罢富弼枢密副使，以京东西路按抚使知郓州，杜衍罢相，出知兖州。以贾昌朝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王贻永为枢密使，庞籍为副使。
二月，韩琦上书仁宗，为富弼辩解营救，被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
四月章得象罢。
八月，欧阳修为范、富、杜、韩四人辩解，被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市）。
十一月，解仲淹四路帅任，以给事中知邓州。富弼也被解除京东、西路安抚使。
用心检索这两年年谱，富弼、石介“谋逆案”发生后，“八月，仲淹启程宣抚河东，先后历经：绛、晋、汾、并、忻、代、宪州、岢岚、保德、火山军及府州、麟州等地于庆历四年底。”在这两年的诗文中，并无片言只语与此案相关，却在山西留下著名的三首记游诗：《绛州园池》《尧庙》《晋祠泉》，于作者心境与所思，或可透露一二，尤其是《尧庙》。三首诗如下：
《绛州园池》
绛台使君府，亭阁参园圃。
一泉西北来，群峰高下睹。
池鱼或跃金，水帘长布雨。
怪柏锁蛟虬，丑石斗貙虎。
群花相倚笑，垂杨自由舞。
静境合通仙，清阴不知暑。
每与风月期，可无诗酒助。
登临问民俗，依旧陶唐古。
《尧庙》
千古如天日，巍巍与善功。
禹终平洚水，舜亦致熏风。
江海生灵外，乾坤揖让中。
乡人不知此，萧鼓谢年丰。
《晋祠晋》
神哉叔虞庙，地胜出嘉泉。
一源其澄静，数步忽潺湲。
此异孰可穷，观者增恭虔。
锦鳞无敢钓，长生同水仙。
千家溉禾稻，满目江乡田。
我来动所思，致主愧前贤。
大道果能行，时雨宜不愆。
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
三代之法，三代之治，一直是范仲淹向往中的王道德治，是他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从政理想，是他不惜以近花甲之年，勇锐担纲庆历新政的原动力。如今身在河东这华夏文明摇篮之地，仿佛沐浴在尧天舜日之中，禹平洚水，舜致熏风，尧行揖让，这是多么美好的千古功德！可想想自己的庆历新政，事功未见，初衷艰难，前景何堪？真是“我来动所思，致主愧前贤”；纵然“每与风月期”，可何时才能“依旧陶唐古”呢？……一种巨大而令人悲苦难言的失望，紧紧揪着作者的心。这天大的心思，又何能用片言只语诉说？又向谁去诉说？唯其沉默，还欲则个？
这里顺便剔一谬误，至少笔者如此认为。有人说这首《尧庙》诗作于八年前的饶州任上：“仲淹在饶州读了梅尧臣的诗，想起自己与梅尧臣有过‘京师同逃酒’的友谊，感到觅到了一位知音，此刻他很想见到梅尧臣，便从陆路日夜兼程来到建德县城，梅尧臣把酒迎风，热情接待，两人谈政治、谈诗歌，彻夜难眠。梅尧臣向范仲淹介绍了建德县的风土人情和悠久历史，并向范仲淹讲述了远古时的尧帝……范仲淹急于探寻帝王遗踪，第二天由梅尧臣陪同先在县城瞻仰了尧祠，又远足十五里，登上历山，在尧庙前放情逸志，浮想联翩。”遂“妙手偶得”了这首《尧庙》诗。此说有点玄乎，范、梅关系已如前述，难为“知音”不说，范仲淹专程去建德寻访过梅尧臣吗？但他八年后在三晋大地行走近五个月，以他酷爱游览的性情，拜谒山右三大名胜并题诗，不但可能，且多史证。尧庙位于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尚书》载“尧都平阳”。尧在四千多年前就定都平阳，划定九州，形成中国最早的行政格局，平阳成为华夏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尧庙始建于西晋，旧址在汾河以西，西晋元康年间迁至汾河东岸；唐高宗李治显庆三年（658），庙址由府城西南迁至城南现址。尧庙俗称三圣庙，是中国专门纪念尧、舜、禹三位先祖的庙宇。范仲淹由南向北行，先去绛州“绛守居园池”，历代俗称“隋代花园”，始建于隋开皇十六年（596），由内军将军临汾令梁轨开创。大业元年（605），炀帝的弟弟汉王谅造反，绛州薛雅和闻喜裴文安居高垣“代土建台”以拒，因此形成了大水池，后几经添建修饰，遂成名胜古迹“居园池”。绛州往北几十公里便是平阳尧庙。再北上至太原，即可游晋祠。晋祠始建于北魏，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叔虞而建。周武王有“桐叶封弟”故事，叔虞受封于唐，兴修水利，唐国人民安居乐业。后其子姬燮即位，因境内有晋水，便改国号为“晋”，这便是山西称“晋”的来历。人们缅怀叔虞功绩，便在悬瓮山下之晋水源头，修起一所祠堂来祀奉他，后人称为晋祠。范仲淹素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情结，专程拜谒，其在必然。
回到本题吧。继续检索年谱，范仲淹于庆历四年年底，由河东回到京城，跳过年，“正月，罢仲淹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按抚使，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十一月，解仲淹四路帅任，以给事中知邓州。”虽则在京有短暂停留，但对于前不久发生的“进奏院案”，在“是年诗文”中，同样查不出有片言只字与此案相关，唯有上年十一月一份《奏乞罢参知政事知边郡》。若非要与“苏、王案”扯上点关系，那是前年有过《再奏乞召试前所举馆职王益柔章岷苏舜钦等》了。现在来看《奏乞罢参知政事知边郡》。
臣近与韩琦上言陕西边画，略陈八事，须朝廷遣使，便宜处置，方可办集。又近睹手诏下问合用何人镇彼西方，两府已奏见选人进呈次。今西人议和，变诈难信，成与不成，大须防将来之患。臣久居边塞下，诚无寸功，如言镇彼西方，保于无事，则臣不敢当。但稍知边情，愿在驱策，虽无奇效可平大患，惟期夙夜经画，措置兵马财赋，及指踪诸将，同心协力，以御深入之虞。今防秋事近，恐失于后时，愿圣慈早赐指挥，罢臣参知政事，知边上一郡，带安抚之名，足以照管边事，乞更不带招讨部署职任。
范仲淹此奏，表面看，完全是就事说事，平静、平实、平淡，所陈内容很是单纯而具体，一是强调边患未去，急需有人去做事；二是要求辞去副宰相之职，情愿再去效力疆场。假如撇去风雨正骤的庆历新政背景，则根本觉察不到这份“请调报告”的雄沉内蕴和不同凡响。其实只要琢磨一下最后这句“罢臣参知政事，知边上一郡，……乞更不带招讨部署职任”，便知大有天地了。试想：一个国家副总理级的大干部，忽地要求下放自己，做一个边远地区的芝麻官，而且特别强调不要任何附加头衔，这不啻是一枚震憾弹！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他在闹大情绪，以此要挟中央领导；二是，他对目前一切大失所望，失望之极，是那种特别巨大而且令人悲苦难言的大失望。这种失望譬如高山，是对头顶太阳的失望，是对周围群山的失望，是对自己恨不逢时、难慰平生的失望。这种失望，此时正好属于范仲淹。
范仲淹的头顶太阳就是宋仁宗。他对宋仁宗失望吗？肯定失望，不过，没怎么大出意料。前年，范仲淹为什么要发出《除枢密副使召赴阙陈让》，而且这样的“陈让表”一连就是五道，不愿享受那个贵为枢密副使的“宠异”？是他不想抓住人生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厉行新政，济世为民，一展云天之抱负吗？肯定不是，他连做梦等的都是这样的机遇。唯一让他游移不定的，正是头顶这个红太阳。别忘了，此时的范仲淹已然早过知天命之年，以他的天赋灵智，以他的人生经历，以他阅世识人的文化积累，他能对自己的仁宗皇帝及其改革冲动完全放心吗？不错，自己这位君王性情敦厚，宽仁爱民，谨守“祖宗家法”而一心想有所作为，不失为一代明君；可要与尧舜文武那样的圣君比起来，他专制皇帝的毛病也常犯，就比如一个说得清、道得明的“朋党”问题，他就愣是不能释怀，动不动就当成紧箍咒使。我范仲淹前两次无故被贬，难道不就是受制于这个紧箍咒吗？尤其是“百官图事件”，是非那样明白，善恶那样清楚，朝野舆论那样明白清楚，可你仁宗皇帝就是不敢触动那个既得利益集团，而宁肯拿真心为你办事的人开刀。那一刀多狠呀，多少精英惨遭打压，一耽搁他们就是五六年哪！你要真心改革，那是多好的机缘？现在想到要变法，倒也不晚；想到要起用我范仲淹，我自会感恩思报。可你能坚守改革主张于始终吗？你能再不受群小左右吗？你总是不会“清君侧”啊！一旦你再听信谗言，又祭起“朋党”牌紧箍咒，那还谈什么改革变法？仁宗皇帝呀，我是太了解你了……这不，看看眼下这局面，还真让我不幸给猜中了。你信富弼、石介会谋反吗？你并不信，你都怀疑夏竦提供那笔迹是伪造的，可你还是宁信其有，因为你认定他们是我范仲淹的“朋党”；苏舜钦、王益柔这一群优秀的中青年官员，多得力的改革人才呀，因为吃一次花酒，花了卖废纸的钱，又醉吟了两句歪诗，就治以重罪，破例重处，断送四十多人的前程。你看不出这是出自私怨，小题大做吗？你当然看出来了，可你不但不宽容，还颁下特诏从严从快惩处，不就是因为这些人大都由我范仲淹举荐，你要敲打他们，警告我们这些推行新政者说：你们的“朋党”对朕威胁太大了，朕要不客气了！事实证明，对于宋仁宗的“遗传软肋”，老年范仲淹是早就看清了的，要说有点意外，那是他没料到宋仁宗自毁新政会这么快，对“朋党”之忌会这么深入骨髓，不可救药。
真正、完全、彻底让范仲淹失望的，是他周围的群山。那是一些什么样的山？或是匍匐在皇权和利禄脚下的险恶且卑微的山，或是只顾自己青山不老、有水常流的平庸之山，或是基本缺乏政治智慧与执政训练的愣头青山……总之，本为同根生，缘何山们都如此不争气呢？这让范仲淹非常失望。不是对某个人，即便他凶险如夏竦、王拱辰，圆滑误事如章得象、晏殊，愣头青得如苏舜钦、王益柔，不是对这些一个个具体人的小失望，那是一种超越私情恩怨的、悲天悯人式的，包括自己在内的，对当代“士”的大失望。
笔者觉得，以范仲淹、王禹偁为代表的北宋文人，在政治思想上有一项颠覆性的创新成果——“君子有党”，其价值和深远意义，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如果不说被忽略的话。
在儒家辞典中，“朋党”二字的名声可不好，是个贬义词。祖师爷孔圣人早就告诫说：君子“群而不党”（见《论语·卫灵公》），“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这已是不移之古训。汉、唐时代，朋党争斗激烈，成为一种社会“祸患”，吓得唐文宗李昂说：“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于是，在朋党之争中，一方总要把另一方指斥为朋党，使其成为极不光彩的角色，这才觉得师出有名，打得有理，是为捍卫儒学传统而战。然而，时至北宋大变，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转，自信得有点骄傲的北宋文人，一面大张旗鼓地开展儒学复古运动，一面又不拘泥于传统老框框，遂颠覆性地宣称：“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首次提出了“君子有党”的政治思想理念，并指出说：关键看君王能否分清何谓君子之党，何谓小人之党，一旦能够分明邪正，“又何难于破贼哉？”从而笑话唐文宗说：“言之不思，一至于此！”说话不过脑子，可笑到这种程度！写出以上这些话的是北宋早期士君子王禹偁，语见其大著《小畜集·朋党论》。王禹偁要比范仲淹大三十五岁，去世时，范仲淹还是个十三岁的少年。王禹偁出身农家，但像范仲淹一样少有大志，二十九岁中进士，即在《吾志》诗中表白：“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其文，学韩愈、柳宗元；其诗，崇杜甫、白居易；尤其深受韩愈儒学复古运动的影响，遂成为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紧随其后鼓吹“君子有党”论的就是范仲淹，他早在第一次被贬官，来到山西河中府时，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写道：
夫天下之士有二党焉：其一曰，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其一曰：我逊言易入，逊行易合，人生安乐，何用忧焉？斯二党者，常交战于天下。天下理乱，在二党胜负之间尔。倘危言危行，获罪于时，其徒皆结舌而去，则人主蔽其聪，大臣丧其助。而逊言逊行之党，不战而胜，将浸盛于中外，岂国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谓危言危行，非远害全身之谋，此未思之甚矣。使缙绅之人皆危其言行，则致君于无过，致民于无怨，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此远害全身之大也。使缙绅之人皆逊其言行，则致君于过，致民于怨，政教日坠，祸患日起，大乱之下，忷然何逃！当此之时，纵能逊言逊行，岂远害全身之得乎！
“斯二党者”，自然即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范仲淹四十二岁上说的这话，五十六岁再加以强调，就是上引之“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不可禁也，在圣上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这话可是当着宋仁宗的面说的，圣慈呀圣慈，这就“在圣上鉴辨之耳”，你可别学唐文宗！范仲淹之后，这才又有欧阳修的《朋党论》、苏轼的《续欧阳子朋党论》、刘安世的《论朋党之弊》、秦观的《朋党》上下篇，等等。而今总观这些北宋大家的朋党论，大致分为三层意思：一是朋党之事历来就有，何足为奇；二是君子之党志于道，小人之道志于禄；三是君主要善于区分邪正，重用君子之党，摒弃小人之党，以利治国济民。何谓君子？古来“士君子”之谓也。用当今青年酷评家李建军先生的说法，士君子，“就是一群人格独立、道德高尚、以仁为己任、任重而道远的人。他们心中装的是‘天下’，对他们来讲，‘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他们常常被称为‘国士’或者‘天下之士’。他们鄙弃商人的唯利是图的德性，赋予自己的行为以超功利的高尚的性质。”他又引用当代民间思想家林鹏先生的话说：一个真正的士，他是敢于“逆命”的人。“士之为人，理当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有如此者，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必由如此人者也。”“此种有觉悟的士，已经变成了全新的士，全新的人。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地为别人的利益去死，过去是为统治者的利益去死，现在是为普通人（即使是不肖人）的利益去死，这不是简单事情。”可以设想，由这样的一种人“相朋为善”，结成朋党，于国于民是多么好的事情呢？这是一种多么先进的政治思想啊！
可惜，宋仁宗理解不了，他视“朋党”为君权的威胁与挑战，为头等心腹大患。既然史上最开明的宋仁宗尚且不理解，其后那些独裁专制的大小秦始皇们，还能指望他们怎么样呢？
北宋当代的另一部分“士”们，虽然也从小熟知圣贤书，寒窗苦读科甲成名，比如夏竦、王拱辰们，也不理解“君子有党”，只以皇权和利禄为转移，遂坠小人之党，其后代代相传，至今不绝尤盛；再比如石介、苏舜钦、王益柔们，“根红苗正”，大有可为，只缘书生气十足，浪漫情调特高，不谙政治三昧，往往极易中人诡计或为人所用，贻误乃至贻害改革大局，累及乃至断送君子之党……要真正理解范仲淹、欧阳修们的朋党之说，不站在一处精神制高点，何其难哉！
难怪范仲淹只能以沉默应之，叹其不争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