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1044）初夏的一天，宋仁宗忽然看到一封紧急密奏，有台官①声称，他们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首犯两人，一个是枢密副使富弼，一个是国子监直讲石介。其罪状是：石介与富弼相勾结，商议阴谋废黜宋仁宗，另立新主云云。其证据是：石介写给富弼的亲笔信，内为谋逆内容。罪犯、罪状、罪证等一应俱全，谋逆大案铁定。仁宗皇帝又惊又疑，不由联想起最近的朝野传闻，陷入长久沉思……
半年以来，范仲淹和他的改革团队雷厉风行，推行新政。庆历三年（104）十月十二日，首先颁布“择官长”诏令：“盐铁副使、工部郎中张昷之为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兵部员外郎、知谏院王素为天章阁待制；淮南都转运按察使、盐铁判官、兵部员外郎沈邈为直史馆、京东转运按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之言也。”先是，范仲淹等为“择官长”一条进有专章如下。
古者内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刺史、方伯、观察使、采访使，统领诸侯、守宰，以分理之。内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转运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观察使、采访使之职也；知州、知县，古者诸侯、守宰之任也。内外官虽多，然与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尔。比年以来，不加选择，非才、贪浊、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县观一州，一州观一路，一路观天下，则率皆如此。其间纵有良吏，百无一二，是使天下赋税不得均，狱讼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民既无所告诉，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奸雄起而收揽之，则天下必将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术，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请诏二府通选转运使，如不足，许权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择知州，不任事者奏罢之，令权擢通判人。既已得人，即委逐州自择知县、县令，不任事者奏罢之，令权擢幕职。如是行之，必举皆得人。凡权入者，必俟政绩有闻，一二年后方真授之。虽已精择，尚恐有不称职者，必行降黜，直俟人人称职则后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复数易。其异政者，宜就与升擢之。若然，官修政举，则天下自无事矣。朝廷唯总其大纲而振举之可也。
宋仁宗正是根据上述奏议，颁布了第一批“择官长”名单，随后又有一系列实施诏令。半个月后，十月二十八日，再颁“明黜陟”之诏令。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能哲而惠，克明峻德。然犹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周制：太宰之职，岁受官府之会，以诏王废置，三载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故考课之法旧矣。祥符之际，治致升平，凡下诏条，主于宽大，考最则有限年之制，入官则有循资之格。及比年事边，因缘多故，数披官簿，审阅朝行，思得应务之才，知亏素养之道。然非褒沮善恶，则不激砺；非甄别流品，则不愤发。特颁程式，以懋官成。自今两地臣僚，非有勋德善状，不得非时进秩；非次罢免者，毋以转官带职为例。两省以上，旧法四年一迁官，今具履历听旨。京朝官磨勘年限，有私罪及历任尝有赃罪，先以情重轻及勤绩与举者数奏听旨；若磨勘三年，赃私罪杖以下经取旨，徒以上再经取旨，其能自新无私犯而著最课及有举者，皆第迁之。自请厘物务于京师，五年一磨勘，因举及选差勿拘。凡有善政异绩，或劝农桑获美利，鞫刑狱雪冤枉，典物务能革大弊，省钱谷数多，准事大小迁官升任，选人视此。若朝官迁员外郎，须三年无私罪，而有监司若清望官五人为保引，乃磨勘。迁郎中、少卿监亦如之。举者数不足，增二年。迁大卿监、谏议大夫，弗为常例，悉听旨。又定制，监物务入亲民，次升通判，通判升知州，皆用举者。举数不足，毋辄关升。
过了二十天，十一月十九日，“抑侥幸”的实施诏令又颁发下来，其行文几乎脱胎于范仲淹条陈十事之“抑侥幸”条。诏曰：“自今见任、前任两府及大两省以上官，不得陈乞子弟、亲戚馆职，并读书之类。进士三人以上，一任回无过犯者，许进著述召试，取优等者充。遇馆职阙，取曾有两府二人、两省三人同罪举充者，仍取著述看详试补。”谏臣欧阳修认为此诏于馆职要求还不严格，上疏提出自己的建议。宋仁宗觉得说得在理，就根据欧阳修“先择举主”的建言再颁诏令：“今后馆阁阙官，即据合举人数，降敕委学士院与在京龙图阁直学士以上，或舍人院与在京待制，同共保举有文字德行官员，具姓名并所著述该时务文字十卷以闻。”
十一月二十八日，颁发“限职田”实施诏；跳过年，庆历四年（1044）三月十三日，颁发“精贡举”实施诏；五月二十八日，再颁发“减徭役”实施诏，真是紧锣密鼓，大张旗鼓，半年多点时间，就将范仲淹条陈十事中的六条化作实施诏令，在全国推行。这里有必要把与天下民间读书人最为相关的“精贡举”诏令展示出来。
诏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源，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得聘其说，而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拘牵之，则夫英俊奇伟之士，何以奋焉？士有纯明朴茂之美，而无敩学养成之法，其饬身励节者，使与不肖之人杂而并进，则夫懿德敏行之贤，何以见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学者自以为患，议者屡以为言。比令详酌，仍诏政事府参定。皆谓本学校以教之，然后可求其行实。先策论，则辩理者得尽其说；简程式，则宏博者可见其才。至于经术之家，稍增新制，兼行旧式，以勉中人。烦法细文，一皆罢去。明其赏罚，俾各劝焉。如此，则待才之意周，取人之道广。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责其厚也。今朕建学兴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尽学者之才。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务严训导，精察举，以称朕意。学者其进德修业，无失其时。凡所科条，可为永式。
其令曰：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属部官为教授，三年而代。选于吏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三年无私遣，以名闻。士须在学习业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尝充赋者，百日而止。亲老无兼侍，取保任，听学于家，而令试于州者相保任。所禁有七：曰隐忧匿服；曰尝犯刑责；曰行亏孝弟，有状可指；曰明触宪法，两经赎罚，或不经赎罚，而为害乡党；曰籍非本土，假户冒名；曰父祖干十恶四等以上罪；曰工商杂类，或尝为僧道，皆不得预。
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又以旧制用词赋，声病偶切，立为考式，一字违忤，已在黜格。使博识之士，临文拘忌，俯就规检，美文善意，郁而不伸。如白居易《性习相近远赋》、独孤绶《放驯象赋》，皆当时试礼部，对偶之外，自有义意可观。宣许仿唐体，使驰骋于其间。士子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以晓析意义为通，五通为中格。三史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试断案，假立甲乙罪，合律令，知法意，文理优，为上等。
宋仁宗作为皇帝，能认识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源”，能做到“建学兴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尽学者之才。教育之方，勤亦至矣”，委实不易。就算这诏令乃臣下所拟，他能认同并认可推行，也实属难得。若能这样坚持下去，把已然铺排开来的改革局面再行扩展，更坚定地支持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班子，那么历史上的庆历新政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不会只是一道短促的闪电。可惜，宋仁宗再开明，再宽仁，再伟大，他毕竟还是一个封建皇帝。皇帝就有皇帝的软肋，那是皇家遗传基因所决定了的。而宋仁宗的软肋一旦被击中，庆历新政就要在劫难逃了。
还在范仲淹刚刚就任参知政事的庆历三年（104）七月，宋仁宗就收到一封长达数万言的奏折。你道作者是谁？不是别个，正是那位煮熟鸭子没得吃的夏竦。这打的是一张悲情牌，又是一个试探气球，说自己是多么的无辜，是多么的忠诚，现在又是多么的可怜，仁宗你得替我做主，还我清白，让我再为你尽犬马之劳吧。前文说过，夏竦极有文才，《宋史》本传说他“为文章，典雅藻丽”，奏折写得声情并茂，颇能动人。宋仁宗不是仁吗，还真有点被感动。不过，此时尚改革心切，正想重用范仲淹和韩琦等人解决国家难题，起用夏竦这不给自己添乱嘛，所以思忖多时，还是让学士孙抃代拟诏书，内中有言：你夏竦如果想“图功效，莫若罄忠勤；弥谤言，莫若修实行。”暂时朕就不考虑你了哈。夏竦一看，此招不灵呀，怎么样才能打动皇上呢？思谋良久，忽然自己骂了一声自己“糊涂虫”，当年吕夷简是怎么治范仲淹的？不就在“朋党”二字上做文章吗？这是皇上的软肋呀傻瓜！于是，几乎就在庆历新政风起云涌之际，一股“夏式暗潮”也有铺天盖地之势。
宋仁宗不是改革心切吗？新政诸君子不是首以“明黜陟”“择官长”“抑侥幸”开刀整顿吏治吗？特别是范仲淹不是向各地派出按察使，实地考察官吏优劣善恶情形，然后由他铁笔点断，宁肯让“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百姓哭好”，从而断送了很多贪官和庸官的前程吗？这就直接触怒了既得利益集团，破坏了人家的特权链和旧有秩序，从而招致忌恨与反扑，这本是必然的反应。老练的夏竦正好借风扬沙，乘势作祟，那真该叫作“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大造范仲淹们“荐引朋党”的舆论。当时，尤以什么“江东三虎”和“山东四伥”为攻击焦点，借此打击范仲淹们的庆历新政。所谓“三虎”“四伥”，即指那些被派往各地巡视的按察使们。这里掉一闲笔。“江东三虎”史有误传：原指杨纮、王鼎、王绰三人，他们受新政委任，提点江东刑狱，竞相揭露举发贪官隐罪，无所宽贷，遂被目为“江东三虎”。而南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云：“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与之鼎力，号江东三虎，诗格与钱、刘亦绝相类，谓之西昆体，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其后持此说者颇多，如清人汪诗韩《诗学纂闻》云：“逮宋而杨大年与钱、刘号江东三虎，诗宗李义山，谓之西昆体。大年复编叙十七人之诗为《西昆酬唱集》。”其实这是错误的。“江东三虎”之名是在杨亿死后二十多年的庆历年间才出现的，不是指诗风，而是指为政；不是指杨亿与钱惟演、刘筠，而是指杨亿之侄杨纮与王鼎、王绰，根本与杨亿无关。《宋史·杨纮传》载：“纮御下急，常曰：‘不法之人不可贷。去之，止不利一家尔，岂可使郡邑千万家，俱受害邪？’闻者望风解去，或过期不敢之官。与王鼎、王绰号‘江东三虎’。”听听，这不就是范仲淹的语义吗？
且说“朋党”之议起，宋仁宗分外留心在意。从前“朋党”之说起自朝堂，仁宗知道那是吕夷简**所为，心中有数；如今却多起自于坊里民间，飞短流长，无边无际，仁宗可就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了，摸不着头脑便有些心里发慌。找谁落实一下这事呢？范仲淹正为朕所重用，虽则他是舆论中人，可绕过他也不合适是吧？那就先问问他吧。《范文正公年谱》记载：“四年甲申……四月，上与执政论及朋党事。”范仲淹是怎么回答的呢？讲得率真而深切：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不可禁也，在圣上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
是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那就看你宋仁宗的心胸和鉴别力了，你能让士君子们道结为党，给国家和老百姓真正做点实事有什么不好呢？宋仁宗听了这话作何反应，史无记载，笔者估计宋仁宗不会太满意，那更是放心不下了。且说皇帝还正自惊疑间，忽又有一声惊雷，是与范仲淹一样身处舆论攻击的欧阳修，激于义愤，一笔挥就雄文《朋党论》，不仅当时震撼朝野，而且成为流传千古的瑰丽篇章。文章不足千字，全篇如下：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一如范仲淹所持之论，欧阳修并不讳言朋党，而是堂皇地指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有君子党，有小人党，关键看你皇帝怎么辨别，怎么对待。而且引经据典，从尧、舜一直说到不远的前朝唐朝，看你仁宗学什么样，是要共工、兜等四人呀，还是要八元、八恺十六人，就像尧王爷一样；是要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组成的明星团队，不害怕他们“并列于朝”，就像舜王爷一样；是像商纣王一样，“有臣亿万”却各怀私心，还是像周文王一样，“有臣三千”却万众一心；或者像汉、唐末帝一样“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将“此辈清流”残忍地“投之黄河”……全在你哪皇上。
看来宋仁宗没能从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朋党论”中汲取正能量，没能像尧舜周武一样坚信君子党，他被“朋党”二字吓着了，被夏竦一伙搅起的朋党漩涡转迷糊了，现在富弼和石介又在谋大逆，草拟什么废立诏书，你要朕不信吧，石介这亲笔信，连他自己都无言以对。再者，他二人能没有背景呢？他俩可都和范……宋仁宗都不敢往下想了。此时，被夏竦收买的内侍蓝元震则上书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递相提挈，不过二三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对目下的宋仁宗来说，蓝元震这话特好入耳，一听即入心，便对富弼和石介这个案子更在乎了。
那么，石介和富弼以及他们的私信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夏竦衔恨于范仲淹等新政派，尤其将坏他好事的石介视为眼中钉，发狠要拿他开刀见红，倒范害政，以解心头之恨。他真下了大功夫，将府中一灵性女婢训练成书法家，而且专门学的是石介书法。在北宋文人中，石介行楷极出色，唯一存世的《与长官执事札》，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九日，在北京翰海二〇〇五春季拍卖会上，有五件北宋名人书札以二千二百二十七万五千元人民币高价成交，其中成交价最高的就是石介的《与长官执事札》，成交价五百五十万元人民币。其他四件是：左肤的《与通判承议札》，成交价四百八十四万元；富弼的《儿子帖》，成交价四百六十二万元；何栗的《屏居帖》，成交价三百八十五万元；吕嘉问的《与元翰札》，成交价三百四十万元。且说婢女学成之后，夏竦就指使她摹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就是宋仁宗手里这封“谋逆信”。宋仁宗人到中年，却一直没有子嗣，对皇位继承问题极为敏感。这封伪造信的巧妙与恶毒之处就在于此，紧扣仁宗心思，说石介与富弼企图废掉仁宗，另立新君。具体内容据说是这样的：先是，石介确曾给富弼写过一封信，鼓励他的朋友“行伊、周之事”，就是像伊尹、周公那样，辅佐明君干一番大事业。夏竦听说有这封信，就改为“行伊、霍之事”，这性质可就大变了。霍光位高权重，在汉昭帝去世后，曾先立昌邑王刘贺为帝，旋即又废之，再改立刘询为汉宣帝。以此影射势力日大的改革派，已然威胁到宋仁宗的君权了。你说人家宋仁宗能不惊心动魄吗？就算他宅心宽厚，不相信范仲淹、富弼们会干出这种事，可由此勾出帝王们看家的疑心和戒心，那则必然的。宋仁宗的猜忌心一起，你改革团队还有好日子过吗？
范仲淹何等敏锐，且早对新政成败多有预感，此案一出，百口莫辩，心知大事已不可为，遂“不敢自安于朝”，与富弼请求外放。宋仁宗马上表态同意，于是，庆历四年（1044）八月，范仲淹以参知政事出京宣抚河东，富弼以枢密副使宣抚河北。厉行庆历新政的两名大帅黯然离岗，火热的改革能不受害？于是新政戛然而止。跳过年，悲愤难平的石介气成大病，他被赶出国子监，下放到濮州（今山东省鄄城县北）去做通判，未及到任所便死在家中，年仅四十一岁。
夏竦的报复到此为止了吗？这个黑心的文人还不罢手，又策划了一场更为惊人的大案。也是该着有事：徐州有个孔直温，与石介有旧，有人说他是石介的学生。此人于庆历五年（1045）真的要谋反，败露后被抄家，这一抄可坏了，抄出了石介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夏竦借此大做文章，向仁宗上奏说：皇上您该相信了吧，他们真的有谋反之心，而且据臣所知，石介其实并没有死掉，是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这边则由富弼做内应，这是一个更大的逆谋。如若不信，开棺验尸，空棺为证。此时的宋仁宗已然鬼迷心窍，宽仁劲儿一点都不见了，竟然听信夏竦的荒唐主意，下诏开棺验尸，看看棺材里到底有没有石介。此诏一下，轰动朝野。《宋史·石介传》这样记载说：
会徐狂人孔直温谋反，搜其家，得介书。夏竦衔介甚，且欲中伤杜衍等，因言介诈死，北走契丹，请发棺以验。诏下京东访其存亡。衍时在兖州，以验介事语官属，众不敢答，掌书记龚鼎臣愿以阖族保介必死，衍探怀出奏稿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见义必为，岂可量哉。”提点刑狱吕居简亦曰：“发棺空，介果走北，孥戮非酷。不然，是国家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且介死必有亲族门生会葬及棺敛之人，苟召问无异，即令具军令状保之，亦足应诏。”于是众数百保介已死，乃免斫棺。子弟羁管他州，久之得还。
这件事干得真是又阴狠又愚蠢，非常不得人心。欧阳修为此写有长诗《重读徂徕集》，真道出了时人的无比义愤。此诗被后世誉为“英辨超然，能破万古毁誉”，非展示不可。
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
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
勉尽三四章，收泪辄忻欢。
切切善恶戒，丁宁仁义言。
如闻子谈论，疑子立我前。
乃知长在世，谁谓已沉泉。
昔也人事乖，相从常苦艰。
今而每思子，开卷子在颜。
我欲贵子文，刻以金玉联。
金可烁而销，玉可碎非坚。
不若书以纸，六经皆纸传。
但当书百本，传百以为千。
或落於四夷，或藏在深山。
待彼谤焰熄，放此光芒悬。
人生一世中，长短无百年。
无穷在其后，万世在其先。
得长多几何，得短未足怜。
惟彼不可朽，名声文行然。
谗诬不须辩，亦止百年间。
百年后来者，憎爱不相缘。
公议然后出，自然见媸妍。
孔孟困一生，毁逐遭百端。
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
所以忠义士，恃此死不难。
当子病方革，谤辞正腾喧。
众人皆欲杀，圣主独保全。
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
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
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
书於苍翠石，立彼崔嵬巅。
询求子世家，恨子儿女顽。
经岁不见报，有辞未能诠。
忽开子遗文，使我心已宽。
子道自能久，吾言岂须镌。
事过两年，庆历七年（1047）六月，犹有人为石介以及范仲淹、富弼等辩冤鸣屈，追讨公道。比如侍御史知杂事张昪和御史何郯，在其奏疏中这样说：
伏闻朝廷近降指挥，为疑石介，遍根问旧来曾涉往还臣僚，以审存没。中外传闻，颇甚骇异。缘石介平生，颇笃学问，所病者，道未周而好为人师，致后生从学者多游荡狂妄之士。又在太学日，不量职分，专以时事为任。此数端是可深责，其于他事，计亦不为。况介前年物故，众已明知，万一使介尚存，一眇小丈夫，亦何所图？臣闻此事造端全是夏竦。始初阴令人摹拟石介书迹，作与前来两府臣僚简尺，妄言事端，欲传播入内，上惑聪明。夏竦岂不知石介已死，然其如此者，其意本不在石介。盖以范仲淹、富弼在两府日，夏竦曾有枢密使之命，当时亦以群议不容，即行罢退。疑仲淹等同力排摈，以石介曾被仲淹等荐引，故欲深成石介之恶，以污忠义之臣。皆畴昔之憾，未尝获逞。昨以方居要位，乃假朝廷之势有所报尔，其欲损国家事体，则皆不顾焉。伏望圣慈照夏竦之深心，素来险诈，亮仲淹、弼之大节，终是忠纯，特排奸谋，以示恩遇。其石介存没，亦乞更不根问，庶存大体。自夏竦力行此事，中外物议，皆知不可，然而未尝有敢言者，盖虑时论指为朋比耳。臣若更不陈始末明辨，即是深负言责，伏惟圣明矜其愚而图之，则天下幸甚！
颇可深责的是宋仁宗，以他从前表现的圣明仁厚，他能听不到“中外物议，皆知不可”？看不出“此事造端全是夏竦”，“其意本不在石介”“故欲深成石介之恶，以污忠义之臣”，而对范仲淹、富弼“有所报尔”？只能说明此时的宋仁宗，已然对庆历新政及范仲淹们猜忌良深，完全改变了自己的变法初衷。唯其如此，这才放任或者说怂恿夏竦之流，对改革派反攻倒算，愈演愈烈，接着导致了苏舜钦、王益柔事件。
范仲淹、富弼虽然离开了权力中心，但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的头衔还在，说明还有可能再重掌权柄，再行新政；另外朝中还有杜衍、韩琦等一大批新政精英人物在，随时可能发起反击，维护新政；还有一层，新政虽然中止不行，但所颁实施诏令犹在，范仲淹们回朝之日，新政仍可野火春风。这些，都让夏竦和他的团伙成员们坐卧不宁，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一日不将政敌“一举网尽”，一日不歇心断念。说“团伙成员”，主要指御史中丞王拱辰和御史刘元瑜。这两个人在庆历新政中反复变化，很值得探讨。王拱辰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0）“高考状元”，年仅十七岁，深得仁宗赏识，赐名拱寿，通判怀州，入集贤院，历盐铁判官，修起居注，庆历元年（1041）为翰林学士，累拜御史中丞。新政前他是反对夏竦的，曾论夏竦不宜官枢密。宋仁宗不予采信，起身要走，被王拱辰上前一把扯住“帝裾”，坚持自己的意见，“竦遂罢”。再者，他与欧阳修乃同榜进士，后来两人又结为连襟，与改革派诸公也曾交游甚洽，他本人也发表过不少主张改革的言论。刘元瑜，字君玉，也是进士出身，初为舞阳县主簿，改秘书省著作郎、知雍丘县，通判隰、并二州，知郢州，后以太常博士为监察御史。当年范仲淹因“百官图事件”遭贬时，他曾为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贤”鸣不平；后来因西夏边事调范仲淹回京，他还上表为其请命，说“范仲淹以非罪贬，既复天章阁待制，宜在左右”，留在皇上身边辅政最好。又为尹洙、余靖、欧阳修抱不平，认为他们“皆以朋党斥逐，此小人恶直丑正者也”，理应得到重用。按说这两位都该是“改革派”一边的人士，最后却与夏竦滚战一处，成了最为激烈的反对派。个中原由，容后探究。目下只说“苏、王案”，也称“进奏院狱”。
什么是进奏院？这得解释一下。用一句今天的话简单说，就是驻京办事处。汉朝初建时称邸，其职能是：各地官员到京师朝见皇帝或办理其他事务时的落脚地，也是本地进京官员的联络处；负责向朝廷报告本地情况，呈递本地表文，向本地及时报告朝廷及其他各地情况，传达朝廷诏令、文牒，办理本地向朝廷上供赋税事宜；凡本地不能擅自决定的大事，向朝廷请示裁夺。唐中期改称进奏院，一般由道（大小相当于今天的省）或节度使的藩镇派出，费用也由地方承担。唐中期以后，节度使独揽军权、财权，皇帝也忌惮三分，因此其“驻京办”极为显赫，大都设在皇城要地，占地面积在一千一百平方米左右，鼎盛时期进奏院长官竟拥有副宰相的地位。唐末，进奏院在首都长安多达五十多个。为了获取中央的情报，进奏院能得到地方提供的充足经费，甚至承担起银行汇兑职能，各地在京师的商人，将售货所得款项交付进奏院，由进奏院开具“文牒”或“公据”，一联交给商人，一联寄往本道。商人无论是由地方前往京城，还是由京城回到地方，身上都不用携带大量钱币，可以轻装、安全地赶路，到了再兑现，类似于今天的支票。一时，各地“驻京办”俨然一个独立王国，极有权势，竟有“驻京办”人员暗杀京官的案例。有鉴于此，宋时对进奏院的组织和职能加以改革，诸州各置进奏官，专达京师，由朝官兼领，隶属于给事中，掌传递公文。这样就改变了唐朝藩镇通过进奏院窥伺、挟制朝廷的情况，使它成为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对州郡直接控制的机构。从宋太祖开始，进奏院官员改由中央委派，主要职能是向地方传达中央政令。进奏官员最多时有一百多人，经费不再依靠地方财政，由皇帝划拨，其中最大一块是镂刻雕版费。这些进奏官员定期把朝廷政令刻成雕版，由驿马送到地方，然后印成纸张文本发给地方官员，这也许就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报纸吧。事实上，进奏院又成为地方官与京官以及京城名流的社交场所，他们在这里议论朝政，交换情报，联络感情，筹谋事体，休闲娱乐，尤其宋代自由浪漫，甚至可以把妓女接进来“卡拉OK”，歌舞侑酒，又成了一处京都游乐场。“苏、王案”就发生在这种地方，所以又称“进奏院狱”。
且说庆历四年（1044）仲冬的一天，一群名士京官以“祠神”为名，雅集于进奏院，为首者即诗名已著的苏舜钦。其中包括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刁约，殿中丞、集贤校理江休复，太常博士周延隽，太常丞、集贤校理章岷，著作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溱，殿中丞周延让，校书郎、馆阁校勘宋敏求，将作监丞徐绶等四十余人。这一帮中青年官员聚会一处，定要玩个痛快，免不了召来美妓，一人身边陪上一位，吃酒行令，歌之舞之，就有点忘乎所以了。座中这位洛阳才子王益柔，才刚三十岁，酒色上头，已成醉仙，诗兴发处，随口就是一首《傲歌》，内中有“醉卧北极谴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两句，四下皆称气贯长虹得天成，转眼却变作非君非圣的“恶攻”罪状。再一个，他们并非“AA制”，所有花费出自“小金库”，那是“循前例用鬻故纸公钱”消费的，用现代白话说，就是埋单的钱，那是依照惯例卖掉机关旧报纸等废纸的钱，要说是公款消费也沾边。不过，既然是“循前例”，以前都没有出过事儿，可见苏舜钦他们当时也没太在意。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此次却极为特别，既为自己惹出牢狱之祸，更为庆历新政引来灭顶之灾。
要说出事，也怨这伙不谙政局的轻佻文士。就说苏舜钦，你是范仲淹举荐的新派官员，你是新政大腕之一的杜衍的女婿，你是被人家夏竦们划入改革阵营的一分子，眼下时局如此复杂、险恶、云谲风诡……你怎么能一点儿不清醒呢？“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执政，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底事”，你瞧你们聚会的这些人，哪个不是他们真心看重的？有些就是他们直接荐举的呀，你王益柔不也是范仲淹点名上报的吗？可你们却一点儿管不住文人的臭毛病，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人家要打你们杀你们了，你们倒好，还给人家手里递鞭子递刀子！
这次，直接出面挥刀的不是夏竦，而是状元郎王拱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这样记载：消息传出，“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动摇衍（指杜衍，两个月前，杜衍刚被� ��命为宰相）。事下开封府治。于是舜钦及巽俱坐自盗，洙等与妓女杂坐，而休复、约、延隽、延让又服惨未除，益柔并以谤讪周、孔坐之。同时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
“世以为过薄”什么意思？舆论认为处理得过重了，有点刻薄。可不就是嘛，一个顶多值得城区纪检委处理的案子，却交给开封府，等于交给北京市委市政府处理；顶多给苏舜钦、王益柔一个降级处分，其他人通报批评就行了，却把苏、王扔进监狱不说，四十多个人都从重处分，大部分还赶出京城，委实有点不能服众。显然，这个处理结果大有来头，那是仁宗皇帝说了话。据同上出处记载，宋仁宗就这个文人风月案，非常少见地特下专诏曰：
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君明臣哲，垂荣无极，何其德之盛也！朕昃食厉志，庶几古治。而承平之弊，浇竞相蒙，人务交游，家为激讦，以沽声誉。至或阴招贿赂，阳托荐贤。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以重多辟。至于属文之人，类亡体要，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自今委中书、门下、御史台采察以闻。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宋仁宗这是在论“苏、王案”吗？开篇就是一个“不为朋党”！在你大宋圣朝，文人挟妓饮酒，宰辅家养乐班，这算个事吗？怎么如今立马就与“朋党”挂起钩来？明眼人看得出来，你宋仁宗真正要点的题是：“阴招贿赂，阳托荐贤。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以重多辟。”这是在数落进奏院这些喝酒人吗？不是，分明是在敲打举荐这些人的人，是在说给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等这些人听的，是在责怪自己一手鼓动起来的庆历新政。什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你宋仁宗干脆就像那些被整肃的贪官庸吏一样，直接骂“江东三虎”“山东四伥”好了！所以，“苏、王案”是个标志，不仅是将改革势力“吾一举网尽矣！”更主要的是，标志着皇帝的天生劣根性已然在宋仁宗身上复活，宁可断送庆历新政，也不能要所谓的“朋党”威胁。
面对宋仁宗的“变心”，韩琦挺身而出。同上出处记载：“狱事起，枢密副使韩琦言于上曰：‘昨闻宦者操文符捕馆职甚急，众听纷骇。舜钦等一醉饱之过，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圣德素仁厚，独自为是，何也？’”皇上你不是对写反诗的书生都大度宽容，却独独为此“一醉饱之过”而想痛下杀手，奇怪得很哪！这里说“痛下杀手”，确实事出有因，原先状元郎们“力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是韩琦“独言：‘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你们这帮小人儒想干什么，以为我韩琦看不出来吗？国家忧患大事有多少啊，你们“置此不言”，却咬住一个王益柔，想要扼杀新政，什么东西！据说韩琦一下给揭穿老底，连宋仁宗也“悔见于色”，“上悟，稍宽之”，这才没让王益柔掉脑袋，连同苏舜钦一起削职为民。宋仁宗真要杀了王益柔，那可成了败坏“祖宗家法”第一人，历史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评价他了。请注意，宋仁宗这会儿的“悔”，可不是对他背叛新政的悔，只是给韩琦一个面子，不开杀戒罢了，而摒弃庆历新政及其改革团队的私心，已然铁定了。证据就是，改革派再有进奏之言，他不仅听不进去，干脆就起了反感。厉行新政期间，尹洙身在西北前线，自觉不在局中，说话公允平静，或能入得仁宗之耳，就上奏曰：
臣闻知贤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终，于治国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欧阳修、余靖、蔡襄、孙甫相次为谏官，臣知数子之贤且久，一旦乐其见用，又庆陛下得贤而任之，所虑者任之而不能终尔。以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遇之深，岂有任之而不能终哉？盖闻唐魏玄成既薨，文皇亲为撰碑文以赐之，后有言其阿党者，遂覆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与魏玄成者，间言一入，则存殁之恩不终，臣未尝不感愤叹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论，则知之任之为易，终之实难，可不虑哉！……伏惟念知之之已明，任之之已果，而终之之甚难，则天下幸甚！
……夫今世所谓朋党，甚易辨也。陛下试以意所进用者姓名询于左右，曰某人为某人称誉，必有对者曰：“此至公之论”；异日其人或以事见疏，又询于左右，曰某人为某人营救，必有对者曰：“此朋党之言”。昔之见用，此一臣也；今之见疏，亦此一臣也，其所称誉与营救一也。然或谓之公论，或谓之朋党，是则公论之与朋党，常系于上意，不系于忠邪，此御臣之大弊也。臣既为陛下建忠谋，岂复顾朋党之责？但惧名以朋党，则所陈之言不蒙见采，此又臣之深虑也。惟圣明裁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
宋仁宗看没看尹洙此疏不知道，没理这个茬儿是真的。大宋的文人也真敢说话，都什么时候了，还“朋党”“朋党”地说个不停，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而于事则早已无补了。庆历五年（1045）春，宋仁宗罢范仲淹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兼陕西四路缘边按抚使，出知邠州；罢富弼枢密副使，以京东西路按抚使知郓州；罢杜衍宰相，出知兖州；罢韩琦枢密副使，出知扬州；十一月，再罢范仲淹四路帅职，以给事中知邓州。至此，庆历新政的领袖与骨干人物，几乎全部被排挤出朝、出京，宋仁宗自己御定的各项新政措施，也由自己再另行颁诏，基本上一一予以废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宋精英欧阳修还是有话要说，他倔犟地上奏曰：
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职虽在外，事不审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何故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指以为朋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则不可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人主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富弼与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离间，必有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详言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五》）
忌“朋党”，忌皇权旁落，欧阳修算是一语点中宋仁宗的软肋与死穴，这也是所有皇帝的软肋与死穴。你还“臣请详言之”，还要说什么呢？告诉你欧阳修，朕是宁逐“朋党”，不要忠臣；宁保皇权，不要新政！你也离朕再远点吧！八月，欧阳修被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市）。
庆历新政，难道不是一道明亮而短暂的闪电吗？
有意思的是，宋仁宗在亲手断送了庆历新政之后十二三年的嘉祐年间，他已然年过知天命，忽又来了变法热情，而且像当初看重范仲淹一样，看中了江西才子王安石。本章开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其心胸与气概，真与当年范仲淹《奏上时务书》有异曲同工之妙。皇祐元年（1049），六十一岁的范仲淹知杭州。此时王安石年方二十九岁，正在鄞县做知县，为拜见这位庆历改革元老，他先有《上范资政先状》，后有《上杭州范资政启》和《谢范资政启》，会面中都谈了些什么呢？关于他们这位仁宗皇帝，估计范仲淹满腹块垒，却什么也没有说，就像四年前被罢去参知政事前后一样，缄口不言新政事。
确实，这一点相当反常，笔者发现，从富弼、石介“谋逆案”，到苏舜钦、王益柔“进奏院案”，如此的险风恶浪，举国大事，范仲淹却一直保持沉默，于此两案略无奏议，既不表态，也不辩解，似乎事不关己，这与他一向遇事敢言敢当的硬朗作风大异其趣。难道就因为他范仲淹不在案发时空之中吗？且听下节试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