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者之见，《百官图》事件，是一桩“集体碰撞”事件，是以范仲淹为首的“志于道派”对“志于禄派”的小规模碰撞，是后来的大碰撞——庆历新政的一次前期试验性碰撞，而且，此次参与碰撞的人马，就是后来推行新政的基本班底，此次碰撞的主要目标——吏治问题，也正是后来庆历改革所瞄准的主要目标。
景祐二年（105），冬十月。贬在睦州快两年的范仲淹接到新任命，“除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不久“召还，判国子监”，很快又“除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此时再回京城的范仲淹已四十七岁。他所面对的朝廷生态如何呢？
这前后，“直而疏”的首相李迪，斗不过“巧而密”的次相吕夷简，只好卷铺盖走人。仁宗起用被罢黜了六年的王曾归相位。此时，吕夷简羽翼已丰，有了呼风唤雨的能量，且甚讨仁宗欢心。他看不起王曾，却虚巴巴地要把首相之位让给王曾。仁宗看不出其中奸巧，慌忙把吕易简推上正位，只让王曾为次相。吕夷简再一次名利双收。到任后的王曾每每与吕夷简说事，人家根本不把他当盘菜，气得老王曾呼呼的。这年四月间有一天，仁宗问王曾：“卿因何不忿？”王曾便怒告吕夷简“纳贿市恩”。仁宗认起真来，就把吕夷简叫来对质。吕夷简胸有成竹，只问你有什么证据。王曾人性好，原本就未曾想过告状，当然也就不去收集什么证据之类，这会儿急了，只好老实说所据只是外界传闻。吕夷简据此狠狠反击，我据外界传闻，说你王曾也“纳贿市恩”可以吗？逼得仁宗也不好回护王曾，就以“言亦有失实”之名，将其再次罢相。吕夷简虽然也受了点小批评，但无碍他大权独揽，达于巅峰。那些“千里做官，为了吃穿”的志于禄者，个个心明眼亮，这下更是一窝蜂都奔着吕相国来了，当然，你来是可以来，但不能白来，口袋里总得装点孝敬不是。时间一长，不就是个结党营私嘛，吕门势大，其炎汹汹，谁敢掠其锋！王曾丢相后，还有人敢出头吗？朝野都在焦急地期待着。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期待的是范仲淹，此时他还无缘得识范公，便冒昧地写了一封长信。姜正成先生将它翻译成白话，还挺好读，其中有言：范公“您接受任命以来，我抬起头踮起后脚跟，长久地站立着想听到您的谏言，可是终于没有听到，我私下里感到困惑。……贫寒穷苦的读书人，困厄地居住在茅草屋里，坐着诵读经书史籍，常常抱怨自己不被朝廷重用。等到被任用，又说那不是我的职责，不敢进言；或者说我的地位卑微，不能进言；又说我有所等待。这样最终没有一个人进言，难道不可惜吗？希望您想想天子任用自己为谏官的本意，警惕君子百代的谴责，陈述您正直的言论，以满足众人的期望……”范仲淹很感动，对李夫人说：你看，这不是还有个忧患天下的欧阳修吗？从此记住了小自己十八岁的欧阳修，且最终成为志同道合的忘年铮友。不过，欧阳修的担心还是有点多余，范仲淹早就发起冲锋了，回京不久即针对时弊连上四论：《帝王好尚论》《选任贤能论》《近名论》和《推委臣下论》，已然把舆论造出去了；至于何时发起总攻，这要接受王老相国的教训，得拿出证据来，贼无赃，硬似钢啊！
景祐三年（106）夏天某日。宋仁宗接到范仲淹一道奏议，打开一看，是一份《百官图》，并附有评论。据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载，范公“又为《百官图》以献，因指其迁进迟速次序，曰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丞相”。这充满创意的《百官图》，标有官员姓名、职位、晋升时间、晋升前的职务等；指明哪位是正常升迁，哪些是用钱买的官，破格、超级提拔的；说这都是宰相吕夷简一手搞定的。有段评论更有分量：“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张禹者何人？西汉成帝的师傅，通《易经》，精《论语》，封为诸吏光禄大夫，加官给事中，统领尚书事。此时，汉成帝的舅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与张禹并领尚书事，辅政专权。这汉成帝的母家王家可了不得！汉成帝自从尊母亲王政君为皇太后之后，一堆舅舅也都封侯：王凤为阳平侯，王崇为安成侯，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这还不算完，皇太后王政君还有一个小弟弟王曼，因为早死而没有封侯，心里老惦着。平阿侯王谭和成都侯王商等人，就出主意说，王曼兄弟有个儿子王莽，将来是个人物，不如……皇太后心领神会，便追封王曼为新都哀侯，以家侄王莽嗣侯位。面对这样一个巨型世族，你说张禹能不学聪明点吗？王氏专权，天怒人怨，又是地震，又是日食，又是种种水旱大灾，吓得成帝问师傅这是怎么了？张禹本来精于占卜预测这一脉，此时却违心地回答说：灾变之由，深远难见，吏民多以为王氏专权所致，这不可信呀。不疑老师的汉成帝便也不疑舅家，最后终于酿成王莽之变。范仲淹借着这个西汉故事比附吕夷简，说仁宗啊，你可得警惕再一个张禹才对。另外，他还推荐“素有仁心，宽怀大度”的韩亿取代吕夷简为相。
这可真是要命的一击！吕夷简为相多年，羽翼众多，树大根深，逢迎巴结者众，不听招呼者几稀。不料自从出了个范仲淹，日子居然过不安逸了。前面的事吧，吕夷简还没怎么当回事，你一个小小谏官能怎么的，再说你都快五十岁的人了，不信你还有多大的气候。可打从这次从睦州回来，几件事做下来，吕夷简有点坐不住了。
先是被废的郭皇后突然暴毙，内外都传是吕夷简的宫内代理人阎文应所为。之前已有谏臣弹劾此事，均无下文。此时，正好范仲淹回到京中，他一向最担忧、最痛恨的弊病之一，就是朝臣与内侍勾结，矫旨为患，作害天下。于是即刻挺身而出，誓死追究到底。这里说“誓死”，可不是简单形容一下，他在决定面奏宋仁宗之前，已然安排了后事，对长子纯祐交代说：“吾不胜，必死之。”家事就靠你来支撑了。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没有那么严重，阎文应因为恶迹昭著，被贬逐岭南，并且很快就死掉了。但这事对吕夷简震动极大，他不得不认真对付这个范仲淹了。据《年谱》记载，接着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公自还朝，论事益急。宰相（指吕夷简）阴使人讽公：‘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公曰：‘论思正侍臣事，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诱，乃命知开封府，欲挠以繁剧，使不暇他议，亦幸有其失，即罢去。”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吕夷简看到范仲淹此次还朝，更爱管“闲事”了，就暗中派人去规劝他说，你现在是侍从官，可不是谏官，管那么多事干啥。范仲淹回答说，谈论国家大事，可是每个为臣者的本分，我怎么敢失职！吕夷简看这一招不灵，再来一招，便让范仲淹去做开封府尹，首都地区的事情又多又难办，我看你还有空多嘴多舌？如果碰巧你再出个什么错，让我逮住就灭了你。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吕夷简这一招，看出门道者甚多。晏殊就提醒范仲淹说，吕夷简这是一石三鸟之计，一博爱才重才之名，二除却廷议对手，三取先予后夺之利。人们都替范仲淹捏着一把汗。
范仲淹可不是坐以论道、纸上谈兵的书生，是经天纬地有真才的人。这一点许多人还未曾领略到，尤其是下套者吕夷简。范仲淹知道开封府是吕夷简经营多年的地盘，所以来在开封府，先将吕门老班底全部辞退，每人发一个月薪俸，自谋生路去吧。然后重新选用官差，重开锣鼓重唱戏。这釜底抽薪头一招，就把吕夷简打蒙了。接下来，范仲淹整顿衙门作风，厉行新规新矩，尤其严禁逼供的办案恶习，力求杜绝屈打成招造成冤案冤狱。为此，他特意为大家做了一个试验。让厨下蒸出一百个馒头，交一使女看管，当面点清数目后，自己悄悄藏起一个。回头来查时，怎么数都少了一个。使女叫屈不迭。范仲淹吓唬她要以家法从事。使女怕受皮肉之苦，承认自己偷吃了那个馒头。范仲淹以此为例，示警属下。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整治，重审冤案，打掉黑恶团伙，使京华治安状况大为改观。据说坊间这样传唱说：“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不过这话文了点，倒像是作家口味。杨德堂先生在所著《范仲淹的故事》中，还讲了一段往事，说比范仲淹年轻十岁的包拯，很早就是范仲淹的铁粉儿，还请范仲淹替他破过一个“金戒指”疑案，从此以范仲淹为师。后来包拯权知开封府，明镜高悬，威名远扬，不能说没有范仲淹的一点影响。
开封府不但没能让范仲淹“挠以繁剧，使不暇他议”，反而加大了他议论朝政的分量。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直接向宋仁宗谈起迁都问题。《年谱》记载如下：
夏五月戊寅朔，公论建都事，其略谓：“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西洛，帝王之宅，绝无储备，宜以将有朝陵为名，渐营廪食。陕西有余，可运而下；东路有余，可运而上。数年之间，庶几有备。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陛下内惟修德，使天下不闻其过；外亦设险，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长世之策也。”上尝以迁都事访诸夷简，夷简谓公迂阔，务名无实。
从后来的历史看，真正迂阔的倒是吕夷简。范仲淹是知兵者，以军事家的眼光出台进退自如、长治久安之策，是很高明的。可笑太平皇帝宋仁宗不谙玄机，让吕夷简一句忌恨、踩踏的话就轻易放弃了。
吕夷简看着范仲淹连连进招，招招非等闲，这回连要命的《百官图》都捅出来了，就再也坐不住了，岂能坐以待毙？他要为生存而战、而反击了。应该说，吕夷简还是有优势的，首先是皇上看重他，认为他是最贴心的大忠臣；其次羽翼丰满，实力雄厚。于是看准机会，他就当着仁宗的面与范仲淹展开激辩。吕夷简谙熟权术，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取胜。这次亦然，他以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为主打论题，尤其在“荐引朋党”上放高腔让仁宗听。哪个封建帝王不对“朋党”二字过敏呀，宋仁宗再宽仁厚道，也概莫能外。他一想，对呀，这范仲淹可推荐了不少人，这些人有才有德不假，可都不像吕夷简这边的人听话呀，一个个都挺有想法，都不是那么让朕放心，万一他们串通一气这可不妙……如此一寻思，可就有了倾向性了。此时，早有准备的韩缜蹦出来了，他是吕派的代表人物，趁机煽风点火，将范仲淹所上奏议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并且提议把范仲淹所荐“朋党”名单一一列出，张挂于朝堂之上，用以惩戒所谓“越职言事者”。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宋仁宗可就掂量清楚了，牺牲谁对自己的皇权更有利呢？《年谱》说：“公亦交章辩析，辞益切，遂罢黜，落职知饶州。”这会儿你“辞益切”，皇帝佬越忌讳，越反感，越怕，不把你打发得远远的才怪。
三贬范仲淹的势能极大，反弹力也就不小。宋朝的高知们还是有骨头的居多。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站出来了，他对皇上说：范仲淹“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犹以合典礼，故加优奖；今坐刺讥大臣，重加谴谪。倘其言未协圣虑，在陛下听不听耳，安可以为罪乎？陛下自**以来，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请速改前命。”皇上您觉得范公讥刺吕夷简不对心思，听不听由您，哪能就把人家处理得这么惨，恐怕不算仁政吧！请收回成命吧。听听，多硬的口气。就为这几句话，“靖遂落职，监筠州酒税”。
这就吓住人了吗？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又站出来了，他对皇上说：“臣常以范仲淹直谅不回，义兼师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荐论，范某既以朋党得罪，臣固当从坐。况余靖素与范某分疏，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愿从降黜，以昭明宪。”皇上您听好，余靖与范仲淹平素交往并不多，还要以朋党罪收拾他，而我是范仲淹的师友，快连我一起开销吧！于是，尹洙被贬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
就这还是吓不住人。馆阁校勘欧阳修又站出来了。他搞出的动静可就大多啦！自从《百官图》事件发生，欧阳修真心佩服了范仲淹，认为这才是士林翘楚、国家脊梁，是自己理应效法的楷模。他决心要为范公抱打不平，申张正义。这天，他应约来余靖家说事，恰好座中客正满，都在议论范仲淹被贬的事，纷纷鸣不平。谏官高若讷也在座，不知何故，唯他对范仲淹不但不表同情，反而说三道四，讲了不少贬损的话。欧阳修一下火了，你高若讷什么人呀，身为谏官，自己不敢申张正义，别人做了而且正在蒙难，你却在此胡说八道，也太过低劣啦！当时人多，欧阳修隐忍未发，回家很快草就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与高司谏书》。传世美文，更是中国士君子一份立世明志的宣言书，值得全貌展示如下。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有胡中行先生译文如下，以方便当今读者。
欧阳修顿首再拜，禀告司谏足下：我十七岁时，家住随州，看到天圣二年进士及第的布告，才知道了您的姓名。当时我年纪轻，尚未与别人结交，又住在僻远的地方，只听说布告上的宋舍人兄弟，以及叶道卿、郑天休等人，因文学著名于世，因此这次进士考试号称得到了人才。而您置身其中，单单没有突出的可以称道的地方，我因而怀疑您不知是怎样一个人。以后过了十一年，我第二次到京师，您已担任了御史里行，可还是没有机会与您见一次面。只是常常向我的朋友尹师鲁打听您的贤与不贤，师鲁说您“正直有学问，是一位君子”。我还有些怀疑。所谓正直，就是不可弯曲；所谓有学问，就一定能明辨是非。凭借着不可弯曲的气节，有能辨是非的明智，又担任谏官的职务，却随波逐流默默无言，与一般人没有任何区别，这果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怀疑啊！自从您担任了谏官以后，我们才认识了。您一脸正气，纵论前代之事，思路清晰十分引人。褒扬正义，贬斥奸邪，没有一点谬论。啊，据有这样的辩才向人显示，谁会不爱戴您呢？虽然是我，也私下认为您大概是个真君子吧？这是我自从听说您的姓名直到与您认识，十四年中却有三次怀疑的情况。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为再来仔细分析，然后断然肯定您不是个君子。
前几天范希文贬官以后，我和您在安道家中会面，您极力诋毁讥笑希文的为人。我开头听到这些话，还怀疑您是讲着玩的。等到碰见师鲁，他也说您极力否定希文的所作所为，然后我就不再怀疑了。希文平生刚正、好学、博古通今，他立身朝廷始终如一，这是天下都知道的。如今又因为正直敢言触怒了宰相得到罪责，您既不能为他辨明无罪，又害怕有识之士会责备自己，于是就跟着别人来诋毁他，认为他应当受到贬斥，这真是太可怪了。说起人的性格，刚正果敢、怯懦软弱的性格都受之于天，不可勉强改变。虽然是圣人，也不会用办不到的事情去要求别人一定办到。如今您家中有老母，自身又爱惜官位，害怕忍饥受冻，顾念利益俸禄，因而不敢稍有违反宰相以致受刑遭祸。这也是平庸之辈的常情，只不过是做了一个不称职的谏官罢了。虽然是朝廷中的君子，也将怜悯您的无能，而不会用必须办到来要求您的。如今却不是这样，您反而昂然挺胸十分得意，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畏惧，随意诋毁希文的贤能，认为他应当遭受贬斥，希望以此掩盖自己不据理力争的过错。应该说，有能力而不敢去做，那只是愚笨之人做不到罢了。而用小聪明来掩饰自己的过错，那就成了君子的敌人了。
况且希文难道真的不贤吗？从天圣三、四年以来，从大理寺丞做到前行员外郎，他在做待制的时候，每天备做皇帝的顾问，如今同僚中没有能与他相比的人。这难道是天子仓促起用不贤之人吗？假使天子把不贤之人当作贤人，那是聪明之中的疏忽。您身为司谏之官，是天子的耳目，当希文仓促间被起用之时，为什么不马上为天子辨明他的不贤，反而默默地不讲一句话。等到他自己失败了，然后跟着别人说他的不是。如果希文真是贤人，那么如今天子和宰相因为他违背自己的心意而斥逐贤人，您就不得不出来讲话。如此说来，那么您认为希文贤能，也不免遭受责备；认为希文不贤，也不免遭受责备，大概您的过错就在于默默无言罢了。
从前汉王朝杀害萧望之和王章，估计当时朝廷中的议论，必然不肯明确地说是杀了贤者。相反必然把石显、王凤说成是忠臣，而萧望之和王章作为不贤之人而遭受罪罚。如今您真把石显、王凤看作是忠臣吗？萧望之与王章真的不贤吗？当时也有谏官，他们必定不肯承认是害怕灾祸而不向天子进言，也必定会说萧望之、王章应该被杀而不值得提出意见的。如今您看，他们真的该杀吗？那是只可欺骗当时的人们，而不可欺骗后代的。如今您又想欺骗现在的人们，就不怕后代人的不可欺骗吗？何况现在的人也未必就能欺骗啊。
我恭敬地以为，当今皇帝即位以来，进用谏官，采纳意见，如曹修古、刘越虽然已经去世，还被人们称扬。如今希文与孔道辅都由于敢于进谏而被提拔任用。您幸运地生于此时，碰到如此能听取意见的圣主，尚且不敢说一句话，为什么呢？前几天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廷中贴出布告，告诫百官不可超越本职谈论政事，这样，能够提意见的只有谏官了。假如您又不说话，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您在谏官那个位置上却不说话，就应该离职，不要妨害胜任谏官之职的他人。昨天安道遭到贬谪，师鲁也等候着罪责，您还能够有脸面去见士大夫们，出入朝廷号称谏官，那是您不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事了。所可惜的是，圣朝有事情，谏官不说而让别人去说，这种事情记载在史书上，以后使朝廷蒙受到羞辱的，是您啊！
按照《春秋》的法则，对贤者要求详尽周全。如今我还一心一意地希望您能够向天子进一言，不忍心就与您决绝，而不拿贤者来要求您。倘若您还认为希文不贤而应当斥逐，那么我今天如此为他说话，那是朋党邪恶的小人了。希望您直接带着这封信到朝廷上去，让天子判定我的罪过而杀了我，使得天下都真正了解希文应当被斥逐，这也是谏官的一大作用啊。
前几天您在安道家中，把我叫去议论希文的事情。当时有其他客人在，我不能畅所欲言。因此就写了区区此信，恭敬地希望您明察。不多言了，欧阳修再拜。
欧阳修在这篇杰出的书信体议论文中，列出十四年里三存疑：一疑其文名不彰，二疑其品节不高，三疑自己的判断有误，以此破题，展开对虚伪谏官高若讷的灵魂拷问，再笔触猛一转，直击标的：“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你高若讷绝不是一个士君子，你是一个小人儒！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还照不出你高若讷的真面目吗？在接下来的事理对比中，两种人格与品节的高下、尊卑，道义与情感的价值评判，真实与虚假的对比取向，都层层递进，两相辉映，昭然若揭。整封信一气呵成，直陈胸臆，毫无回避矫饰，言辞之深刻，语锋之尖锐，尽显一个士君子的旷世雄风。
在这里，欧阳修是一个代表，既代表着已然被剥夺话语权的范仲淹在继续发声，更代表着当朝一批志于道者，誓将此次“小规模”“集体碰撞”行动进行到底。这一点，很快由高若讷的言行证实。
假如高若讷是一个气节高迈的君子儒，他完全可以回信与欧阳修展开交锋，辨明是非，甚至可以找上门去，进行高山与高山的直接对话，求同存异，达到共识。然而不是这样的！笔者这位山西老乡，与大多数志于禄者一个样，完全缺乏独立个性，说得不好听点，他此时就像一条在外面挨了打的狗，立即跑回去向主子诉苦求助，离了皇上他什么事都没主意了。《宋史·高若讷传》这样记载：“时范仲淹坐言事夺职知睦州，余靖、尹洙论救仲淹，相继贬斥。欧阳修乃移书责若讷曰：‘仲淹刚正，通古今，班行中无比。以非辜逐，君为谏官不能辩，犹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耶！今而后，决知足下非君子。’若讷忿，以其书奏，贬修夷陵令。未几，加直史馆，以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本是文人间的一桩笔墨官司，高若讷却“以其书奏”，向当权者出卖了同类，自己则升官晋级。史书记载简约，其实这场不同文化背景支撑的忠奸戏演得好有彩头。两位当代女学者孙晓玲和苏馨，在她们合著的《欧阳修故事》中，于此有所细述。
次日朝议，高若讷出班跪倒，向上叩头，表示自己有本上奏。……只听高若讷操着有些尖锐的嗓音，慢条斯理地说：“陛下，范仲淹被贬职之后，臣四处察访，发现朝野对此事的看法与圣上的意思都是一致的。因此，臣不敢进言营救范仲淹。但欧阳修写信诋毁臣，说仲淹平生刚直，博古通今，是朝中无与伦比的人物；责备臣不为范仲淹辩护，还有脸说自己是谏官，真是不知羞耻。他还说，如今陛下跟宰相因为朝臣忤逆己意而驱逐贤人，作为谏官臣不能不说话。
“臣认为，贤者是治国的栋梁。如果陛下因为朝臣忤逆己意而驱逐之，臣应该进言；如果宰相因为朝臣忤逆己意而驱逐之，臣也应该争辩。但臣认为，范仲淹过去因为论事切直得到朝廷重用，如今又在陛下面前大放厥词，自取其辱，怎么能说是无辜呢？如果收回对范仲淹的贬官旨意，反倒坐实了陛下因为朝臣忤逆己意而贬逐贤臣的罪过，害处更大。还请陛下下令，让有司衙门好好教育一下欧阳修，不要让他妖言惑众。”讲完这一番话，高若讷从衣袋里掏出欧阳修写给自己的那封信，双手呈上。
这是欧阳修活到三十岁、从政五年来听过的最恶毒阴险的诡辩。高若讷偷梁换柱，把欧阳修对自己的谴责转嫁为对仁宗和宰相吕夷简的指责。千错万错，都是范仲淹的错。谁为范仲淹说话，谁就是指责仁宗和宰相，就是跟天子过不去。好恶毒的一招，此言一出，再没有人敢为范仲淹进言。
其实，这一“转嫁”招数，以及把私人信件当作致人死地的“铁证”交上去，恶毒是恶毒，但一点不奇怪。帝王文化本来就是由帝王们和小人儒们共同创造并维护的，他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要能经得住士君子文化的可怕碰撞，并战而胜之，一切恶招和诡计都可以用得上。宋代的士君子文化相对还算强势，但也常常碰撞不成，深受其害。这一次，欧阳修跟范仲淹们一样，也要倒大霉了，被贬到“鸟不拉屎”的夷陵去了。夷陵县治今已不存，成为宜昌市夷陵区了。
回到范仲淹。此次三贬出都，长亭送别的人儿，可就寥然无几了。但恶势凶凶之下，还是有毫无畏惧者在，王质便是一个。王质比范仲淹小十二岁，时年三十六岁，任集贤校理，青云直上的空间还大得很，但他显然志不在禄。史料记载道：“时治朋党方急，士大夫畏宰相，多不敢为仲淹送行。质为集贤校理，毅然‘载酒往饯’。质又独留语数夕。或以诮质，质曰：‘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要知道，“载酒往饯”的王质，此时还病着，是“扶病载酒而来”，他认真地说：“范君此行，尤为光耀！”范仲淹则开玩笑地答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以为祭品吧！”据说，第二天，有跟踪的人警告王质说，你昨日的一言一行，可都记录在案，你消停吧！王质听了，毫不为意，还是那句话：“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也。”能追随范仲淹这样的贤者，成为他的**，是我的无上荣幸，知道不？
饶州在鄱阳湖畔。范仲淹从开封走水路到此，至少要经过十几个州。据说除扬州外，一路再无长官出面接待范仲淹。宽松如宋朝，帝王文化嚣张的时节，居然也这般唬人呢。
八年三遭贬：河中府近半年，睦州、苏州近两年，饶州、润州、越州近五年，贬官生涯十占**，安居京城的日子加起来也就一年多点。怪不得笔者在开封城里打听甜水巷苦竹居范宅，老开封们一问三不知呢。按寻常说，一个人荣调中央机关工作，安家于京都繁华之地，多难得的机遇！就该分外珍惜，乖乖地给皇家听差做事，熬出个加官晋爵、封妻荫子，为家庭、家族不断赚取财富与荣耀，从此成为帝都名门，累代簪缨世胄……人生在世，你还要怎么着。可范仲淹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生追求，国之不兴，兴家何为？进京只为国事谋，国事蹉跎，拼尽全力尚且于事无补，哪有心思和工夫经营小家？此时，笔者忽然明白过来，你就是找到甜水巷苦竹居，又会有多大收获？你得去那贬官生涯里追访范仲淹，三贬之间，必有无穷故事。
那么，从河中到越州，六七年间，范仲淹是怎么度过三贬生涯的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