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书中说过，以“百官图”风波为标志的第三次碰撞，是以范仲淹为首的庙堂士君子群，与以吕夷简为首的志于禄者群的小规模集体碰撞事件，其结果，自然还是不敌帝王文化，范仲淹贬饶州，欧阳修贬夷陵，余靖贬筠州，尹洙贬郢州……其他“朋党”分子也都没什么好日子过，大家只好祭出看家本领，“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范仲淹《访陕郊魏疏处士》），那就暂且让龙泉入鞘，古琴张弦，山水寄志，诗赋传情，而且是“诗书对周孔，琴瑟亲羲黄。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范仲淹《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君子不言败，要在一种高蹈之乐中舐舔伤口，贻养元气，在相互搀扶与鼓励中打磨剑锋，造东山再起之势。
范仲淹饶州之贬，似应把徙知润州、越州也计算在内，时间上算一个连续无间的小单元，考察其诗文心胸，也真是同一个精神小空间。其间诗文作品甚多，也算他一生又一个创作高潮吧。如何领略范仲淹这一段的剑胆琴心呢？以笔者愚见，读好他的《灵乌赋》最为关键。
要读懂范仲淹的名作《灵乌赋》，先得读懂梅尧臣的《灵乌赋》。要读懂梅尧臣的《灵乌赋》，先得读懂梅尧臣其人。
梅尧臣在特意写作《灵乌赋》以赠范公仲淹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状态呢？这一年他三十四岁，正在任建德县令。此前一路走来，梅尧臣活得不容易。宋真宗咸平五年（100）四月十七日，梅尧臣出生于安徽宣城县。父亲梅让，一生在乡务农。二叔梅询，字昌言，二十六岁中进士，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贤院。梅尧臣的老朋友欧阳修后来写道：尧臣“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传说：他在村头一块长条青石板上读书写字，时间长了，竟将青石板磨得光溜溜的，后来人称“读书石”。梅尧臣原名圣俞，怎么叫成尧臣而以圣俞为字呢？原来有一年，宣城东乡有人要把那块“读书石”拉走做墓碑，乡亲们不让，说这是圣俞读书石。东乡人一听有“圣谕”，吓得即刻退去。圣俞自己也觉得这“圣谕”二字有点不妙，便改名“尧臣”，将来要做个尧王爷那样的圣明君王的贤臣。梅尧臣十二岁那年，叔叔梅询改任襄州通判，把这个富有诗才的侄儿带走，想栽培成材，科举成名。于是，梅询一路走过襄州、鄂州、苏州、陕西京兆府、怀州、池州和广德军诸地，也就把侄儿带了一路。然而，就像命中注定似的，梅尧臣科场蹉跎，屡试不第，始终没能挣得一名进士。叔叔急了，只好让侄儿走“门荫”一途。宋朝有一种“门荫制”，即一人得道，可以带挈子孙做官，官大的还可以带挈兄、弟、侄、甥，甚至诸种门客等做官。这么着，梅尧臣就补了一个太庙斋郎的缺。何谓太庙斋郎？就是人家太庙举行祭祀时，充当各种执事，是个比芝麻粒还要小的官儿，如果算作官儿的话。负名才子不能正途仕进，却当了个劳什子斋郎，这让年轻好胜的梅尧臣觉得很没面子，心灵很受伤，这块心灵隐伤甚至影响了一生的做人做事。
且说宋初诗坛上，有一个声势很冲的诗歌流派，以《西昆酬唱集》得名，故人称“西昆诗派”。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其诗风师法晚唐李商隐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呈现出整饰、典丽的艺术特征。但是要从总体上看，西昆体诗的思想内容比较贫乏，与时代和社会隔绝较大，诗人很少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缺乏生活气息。梅尧臣初学写诗走的是西昆诗派路子，而且因缘际会，还成就了一门婚事。他的夫人谢氏乃谢绛（字希深）之妹，而谢绛乃西昆诗派大佬杨亿和钱惟演所最为宝爱、器重者。谢绛之父是太子宾客谢涛，也颇负才名。此时梅尧臣二十六岁，《宛陵先生年谱家世》载：“天圣五年（107），梅尧臣娶谢氏夫人，乃太子宾客涛之女，知制诰绛之妹也，年二十归于梅氏。”“宛陵先生”者，梅尧臣别称也。婚后不久，梅尧臣调任桐城主簿，掌“出纳官物、销主簿书”一类职责。两年后，再调任河南县主簿。河南县是西京洛阳的首县，当视为升级，有他的岳父谢涛正在西京任事。不久，妻兄谢绛调任河南府通判，因要近亲避嫌，调尧臣转任河阳县主簿，这样以来，光小小主簿就连任了三回。梅尧臣心里憋屈，决心再应进士试，结果还是考糊了。所幸官职没丢，于景祐三年（106）知建德县，虽说是七品芝麻官，毕竟做了主官，布衣之身跌打了三十多年之后，总算修出一点正果，入了仕宦正途，或可更上层楼也未可知，这真不容易呀，这真得珍惜呀……梅尧臣就是在这种生存状态下，着意为贬在饶州的范仲淹，奉上自己的《灵乌赋》的。现在来看他的作品《灵乌赋》。
乌之谓灵者何？噫，岂独是乌也。夫人之灵，大者贤，小者智。兽之灵，大者麟，小者驹；虫之灵，大者龙，小者龟；鸟之灵，大者凤，小者乌。贤不时而用，智给给兮为世所趍；麟不时而出，驹流汗兮扰扰于修途。龙不时而见，龟七十二钻兮宁自保其坚躯。凤不时而鸣，乌兮招唾骂于邑闾。乌兮，事将兆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凶不本于尔，尔又安能凶。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为凶。尔之不告兮，凶岂能吉？告而先知兮，谓凶从尔出。胡不若凤之时鸣，人不怪兮不惊。龟自神而刳壳，驹负骏而死行，智骛能而日役，体劬劬兮丧精。乌兮尔灵，吾今语汝，庶或汝听：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喙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
梅尧臣在北宋当时已是成名大诗人。他的好友欧阳修称其诗“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始终称大他五岁的梅尧臣为“诗老”；稍后点的王安石、刘敞、苏氏三父子等，均对梅尧臣褒赞有加；到了陆游，更是最为佩服，在《读宛陵先生诗》中说：“李杜不复作，梅公真壮哉，岂惟凡骨换，要是顶门开，锻炼无遗力，渊源有自来，平生解牛手，余刃独恢恢。”南宋后期的诗人刘克庄，在《后村诗话》里，甚至盛赞梅尧臣为宋诗的“开山祖师”……盛名之下，谁敢言非？一旦要为尊者讳，连梅公的其他诗文都一再言好，即便有难言之隐时，也轻轻一笔带过。比如这篇《灵乌赋》究竟好不好？从来未见切评，大都像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那样简略表述：“范文正……坐贬饶州。梅圣俞时官旁郡，作《灵乌赋》以寄，公以作赋予报之。”顶多加一句好话：乃梅尧臣对范仲淹的劝慰之作。现代语言很繁琐，有人说：梅尧臣出于对朋友的一番好意，特意撰写了一篇《灵乌赋》赠之，告诫范仲淹要学人中贤，兽中麟，虫中龙，鸟中凤，该出声的时节再出声，千万别学不识时务的乌鸦，老是报凶不报吉，“招唾骂于邑闾”。最后还特别提醒说：从此管好自己的嘴巴，留着吃饭就行，和你那一帮子弟兄们，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唯其如此，才会活得不累啊！只有胡适先生敢说真话：“这篇赋的见解、文辞都不高明。”记有胡适先生这一评价的文章，笔者在后面还要引述。至于对梅尧臣先生《灵乌赋》的艺术品格作评，笔者是门外汉，不敢置喙。若从受赠者范仲淹先生的角度看，笔者觉得梅公此赋的内容和见解，确如胡公所言：“不高明”，甚至是不高明之至！
这得先说说范仲淹与梅尧臣的既往交情。宋仁宗明道元年（10）春，四十三岁的范仲淹结束了在山西河东的一贬生涯，调往陈州任职。赴任途中经过西京洛阳，想顺便探望一下老同年、老朋友谢绛。谢绛比范仲淹小五岁，但发迹早，二十二岁就与范仲淹成了同榜进士。吃饭叙旧中，谢绛指着坐中一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才俊对范仲淹介绍说，他是我的妹夫梅尧臣，你们认识一下。这就是范、梅相识之始。此时的洛阳城里，以欧阳修为首，聚集着一大批青年文人，所谓“洛下才人”集团，除梅尧臣以外，还有尹洙（字师鲁）等多人。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有过这样的记载：“天圣末，欧阳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为西京留守推官，府尹钱思公、通判谢希深皆当世伟人，对待优异。公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子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劘。率常赋诗饮酒，间以谈戏，相得尤乐。凡洛中山水园庭、塔庙佳处，莫不游览。”此时的范仲淹已然文名、政声在外，更因河中首贬这种雄壮事儿，成为欧阳修这辈年轻文人眼中的明星人物，在洛期间，或有谢绛从中联络，至少与这些粉丝们同游过一次嵩山，遂有《和人游嵩山十二题》，高古名句如：“英雄惜此地，百万曾相距。”“试问捣衣仙，何如补天女。”“天威不远人，孰起欺天意。”“惟抱夷齐心，饮之可无愧。”……这事儿有欧阳修《嵩山十二首》以为对照。青年欧阳修与范仲淹的交谊，前文书中已详细述过，后面还会再有章节叙述。至于梅尧臣与范仲淹相识后如何继续来往，有什么诗文唱和，笔者所见不多，倒是见过一首《读范桐庐述严先生祠堂碑》诗，如下：
二蛇志不同，相得榛莽里。
一蛇化为龙，一蛇化为雉。
龙飞上高衢，雉飞入深水。
为蜃自得宜，潜游江海涘。
变化虽各殊，有道固终始。
光武与严陵，其义亦云尔。
所遇在草昧，既贵不为起。
翻然归富春，曾不相助治。
至今存清芬，烜赫耀图史。
人传七里滩，昔日来钓此。
滩上水溅溅，滩下石齿齿。
其人不可见，其事清且美。
有客乘朱轮，徘徊想前轨。
著辞刻之碑，复使存厥祀。
欲以廉贪夫，又以立懦士。
千载名不亡，休哉古君子。
如此看来，梅尧臣似乎凭吊过严子陵钓台，是应范仲淹之邀还是自行游览，这就不好说了。不过总的来看，两人的交往不是很多，诗文唱和也不会多，深层次的相知也就谈不上，接下来能看得到的记载，就是范仲淹这次做了“三黜人”，谪守饶州，二人以《灵乌赋》相应和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论二人过从疏密，交情深浅，在以“百官图”事件为峰值的政坛搏击中，甚至包括之前的几次政治风浪中，梅尧臣尽管身处局外，但态度是鲜明的，是站在范仲淹们一边的，对朝中那些范之政敌吕夷简们，是持厌恶、嘲讽和批判姿态的。这有他一系列的诗作为证。如《聚蚊》：
日落月复昏，飞蚊稍离隙。
聚空雷殷殷，舞庭烟幂幂。
蛛网徒尔施，螗斧讵能磔。
猛蝎亦助恶，腹毒将肆螫。
不能有两翅，索索缘暗壁。
贵人居大第，蛟绡围枕席。
嗟尔於其中，宁夸嘴如戟。
忍哉傍穷困，曾未哀癯瘠。
利吻竞相侵，饮血自求益。
蝙蝠空翱翔，何尝为屏获。
鸣蝉饱风露，亦不惭喙息。
甍甍勿久恃，会有东方白。
如《彼吟》：
断木喙虽长，不啄柏与松。
松柏本坚直，中心无蠹虫。
广庭木云美，不与松柏比。
臃肿质性虚，圬蝎招猛嘴。
主人赫然怒，我爱尔何毁。
弹射出穷山，群鸟亦相喜。
啁啾弄好音，自谓得天理。
哀哉彼禽，吻血徒为尔。
鹰不博击，狐兔纵横起。
况兹树腹怠，力去宜滨死。
如《巧妇》：
巧妇口流血，辛勤非一朝。
莠荼时补紩，风雨畏漂摇。
所托树枝弱，而嗟巢室翘。
周公诚自感，聊复赋鸱。
如《啄木二首》其一：
城头啄枯杨，城下啄枯桑。
朝啄不停咮，暮啄不充肠。
寒风正洌洌，蠹穴虫且殭。
况兹园林迥，剥剥响何长。
尤如《猛虎行》：
山木暮苍苍，风凄茅叶黄。
有虎始离穴，熊罴安敢当！
掉尾为旗纛，磨牙为剑铓。
猛气吞赤豹，雄威蹑封狼。
不贪犬与豕，不窥藩与墙。
当途食人肉，所获乃堂堂。
食人既我分，安得为不祥？
麋鹿岂非命。其类宁不伤。
满野设罝网，竞以充圆方。
而欲我无杀，奈何饥馁肠。
这里，范仲淹所指斥并与之作坚决斗争的吕夷简，在梅尧臣看来，已经不是小小的恶蚊，变成吃人的恶虎了。朱东润在《梅尧臣诗选》中评：“从猛虎的吃人逻辑出发，讽刺辛辣，为自古诗中所罕见。”待到此次交战有了结局，范仲淹和自己的铁哥们儿欧阳修惨遭打击、迫害，被赶出朝堂之后，梅尧臣觉得只写点寓言式的诗，已然不足以泄愤释怀了，便写了《闻欧阳永叔谪夷陵》和《闻尹师鲁谪富水》等。其《闻欧阳永叔谪夷陵》如下：
昔在西都日，居常慷慨言。
今婴明主怒，直雪谏臣冤。
谪向荆蛮地，行当雾雨繁。
黄牛三峡近，切莫听愁猿。
梅尧臣心里想：欧阳修是知交，啥话都好说。对范仲淹可就心态复杂多了：不说点啥吧，他是如今文坛领袖、朝廷重臣，我和欧阳修这些哥们儿还得借重于他，他再要这么不顾后果地与朝廷对着干，于他于我们都不妙呀，那不是一切都谈不上了吗？一定得说说。可怎么说呢？自己跟他也不是特别熟惯，听说老先生又是那种倔脾气，还是绕个弯儿，还来个寓言式吧，借物喻事，就《灵乌赋》吧。写着写着，诗人性情大发，也就忘了为尊者讳，连“吾今语汝，庶或汝听”这样的不客气句式都上去啦。
说梅尧臣不高明，并不在他用这句式那句式，寓言式还是直白式，不高明在于：范仲淹此时在想什么，其实梅尧臣根本没有摸清。
依笔者揣摩，此时的范仲淹，还沉浸在对“百官图”事件的深深反思之中。比起前两次的“朝贺”“废后”风波，这一次关乎“吏治”的斗争太重要了。从青年范仲淹的《奏上时务书》《上执政书》，到后来的“庆历新政”，改革吏治一直是他的首要关注和奋斗的目标。但自从他进入朝堂之后，发现吏治之腐败，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让人深感震惊、痛心和失望。这些身居庙堂之高的文武大员们，谁不是从小饱读圣贤书，绝大多数人都是万里挑一，经过层层科考选拔出来的文人尖子，什么不懂呀！为什么一事当前，就不谨守事君之道呢？就不“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呢？就丢掉“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的古训呢？即便做不到“奉君忘身，殉国忘家，临难死节”，也该做个直言之士，绝不为一己之私去“逊言逊行”，这就很难做到吗？就说你吕夷简，身为辅臣，怎么就不学学贤相吕蒙正呢，他可是你的老祖宗呀！还有这个高若讷，你身为谏官，怎么可以如此下作地打压、坑害欧阳修呢，朝中有他们这样一批青年俊秀，这可是国家与百姓的宝贵财富，你忘了你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吗？你看看，你看看，这当朝还有古风犹存的士君子吗？仅仅把我范仲淹贬到饶州，就吓得没几个人敢来送别，一个个像缩回脖子的寒鸦一般。①其实送别与否，我范仲淹还在乎这些个世俗小节吗？不是的，由此显现出来的士风萎靡，不知高风亮节为何，让我实在痛心啊！再说说这个仁宗皇帝，也算我心目中一位贤明君王，您是懂得尧舜之道的呀，“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贤俊授任，不以爵禄为恩。故百僚师师，各扬其职，上不轻授，下不冒进。此设官之大端也。”“自古帝王，与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乱；与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则忠臣骨鲠而易疏，佞臣柔顺而易亲。柔顺似忠，多为美言；骨鲠似彊，多所直谏。美言者得进，则佞人满朝；直谏者见疏，则忠臣避世。二者进退，何以辨之？但日闻美言，则知佞人未去，此国家之忧也；日闻直谏，则知忠臣左右，此国家之可喜也。”（范仲淹《奏上时务书》）怎么一让吕夷简们围住，开口闭口“朋党”长‘朋党“短，您就跟着犯糊涂呢？②就比如此次政争，是非很清楚，您怎么能放纵坏人整好人呢？这样下去，君不君，臣不臣，国将不国，我们大宋向何处去？真让为臣我伤心、担心，想不通，更不服气呀……正在饶州贬所满心失望、怨愤、担忧，尤其是不服气，加上李夫人刚刚仙逝，自己老病新犯，心里五味杂陈的时节，有人却巴巴儿地指点他说：你老兄别这样好不好，是你这“乌鸦”路走得不对，你不能再往前走了，你得换一种活法，你得扔掉什么三代之风，你得学会明哲保身，沉默是金，难得糊涂呀！……可以想想，这个人高明吗？说轻点这叫根本不理解范仲淹，说重点这叫老大不识趣，没事自个儿找抽。多亏范仲淹沉稳厚重，涵养极深，知道朋友也是为自己好，只能以赋应赋，一来不失交友之道，二来嘛，也是更为重要的，则要借赋言志，向满天下重申自己的崇高理念和伟大抱负，以及不改初衷、永不言败的坚忍不拔。唯其如此，才会有范仲淹所作的境界高广、博大雄奇的《灵乌赋》。他在赋前有小记曰：“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途矣。
“灵乌灵乌，尔之为禽兮，何不高翔而远翥？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徒悔焉而亡路。”彼哑哑兮如诉，请臆对而心谕：“我有生兮，累阴阳之含育；我有质兮，处天地之覆露。长慈母之危巢，托主人之佳树。斤不我伐，弹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艰，主之仁兮则安。度春风兮，既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欲去君而盘桓。思报之意，厥声或异。警于未形，恐于未炽。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者则稔祸于人。主恩或忘，我怀靡臧。虽死而告，为凶之防。亦由桑妖于庭，惧而修德，俾王之兴；雉怪于鼎，惧而修德，俾王之盛。天听甚逊，人言曷病。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学太仓之鼠兮，何必仁为，丰食而肥。仓苟竭兮，吾将安归？又不学荒城之狐兮，何必义为，深穴而威。城苟圮兮，吾将畴依？宁骥子之困于驰骛兮，驽骀泰于刍养。宁鹓鹐之饥于云霄兮，鸱鸢饫乎草莽。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见孟轲之志兮，养其浩然。皇皇三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优优，而大者乾乾。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爱于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无言兮是然。”
笔者用白话略其大意如下：劈头就是梅尧臣及其不解胸怀者问：“你呀你呀怎么回事？长着翅膀不知道远走高飞，偏给主家报忧不报喜，不是自找倒霉吗？等人家灭了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范仲淹及其志于道者答：生命不易，那是天地化育，雨露滋养，叫作生命诚可贵！再说父母恩情大，君王待我们亦不薄，能有作为时，就得记着感恩，记着报答。尤其是作为人臣，为了国事与百姓福祉，就得直言敢谏，在危机成形、灾难爆发之前，提早报知才是正道。当然啦，做个先知先觉者极难，理解的说你做得很对，不理解的说你不识时务，专来搅人好事。结果往往是，你说了真话惹来横祸害自己；可不说的结局更惨，天下老百姓遭罪受难。权衡之下，还是以“奉君忘身，殉国忘家，临难死节”为准绳吧！为人在世一场，都能让人说你好吗？高贵如凤凰、麒麟，不也遭人诟病和伤害吗？能因此而不彰显自己的价值吗？麟伤再长，浴火重生，活着就得站直了说话，绝不为偷生苟活而保持沉默！当然，可以学学官仓鼠，养尊处优，不干好事，吃得胖乎乎的倒是活得不赖，可官仓里再也收不到民粮时，硕鼠怎么办？还可以学学荒城之狐，躲在自家一方小天地里作威作福，称王称霸，可一旦神火神雷天谴此城，且问狡狐再往哪里跑？说来说去，还是坚信孔孟之道，养吾浩然之气，以天下为己任吧！我们忠君体国，仁义为本，追求大道古风，完全出自本性使然与修养所得，你们理解是这样，不理解也是这样，想说什么说去吧！
品一品吧，就内容、内涵、价值取向、道德高度、文品个性和气派气势论，范仲淹这一“勉（此一‘勉’字太有深意了）而和之”的《灵乌赋》，能与梅尧臣的《灵乌赋》“同归而殊途”吗？完全是殊途殊归，两种境界不同人生观、价值观。一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振聋发聩，除柔祛懦，震古烁今，这是一支怎样的生命壮歌！前面提到胡适先生，他是同时具有中西方文化优势的现代士君子代表人物之一，一九五五年四月，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就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发表在台北《自由中国》第十二卷第七期。这里以全篇推出，可成永志。
几年前，有人问我，美国开国前期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文是PatricHenry在一七七五年的“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meliberty，orgivemedeath”），在中国有没有相似的话，我说，我记得是有的，但一时记不清楚是谁说的了。
我记得是在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里见过有这样一句话，但这几年我总没有机会去翻查《困学纪闻》。今天偶然买得一部影印元本的《困学纪闻》，昨天捡得卷十七有这一条：范文正《灵乌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儒。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时往往专指谏诤的自由，我们现在叫作言论自由。
范仲淹生在西历九**，死在一〇五二，他死了九百零三年了。他作《灵乌赋》答梅圣俞的《灵乌赋》，大概是在景祐三年（106）他同欧阳修、余靖、尹洙诸人因言事被贬谪的时期。这比亨利·柏烈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话要早七百四十年。这也可以特别记出，作为中国争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话。
梅圣俞名尧臣，生在西历一〇〇三，死在一〇六一。他的集中有《灵乌赋》，原是寄给范仲淹的，大意是劝他的朋友们不要多说话。赋中有这句子：
凤不时而鸣，
乌哑哑兮招唾骂于邑闾。
乌兮，事将乖而献忠，
人反谓尔多凶。……
胡不若凤之时鸣，
人不怪兮不惊！……
乌兮，尔可，
吾今语汝，庶或我（原作汝，似误）听。
结尔舌兮钤尔喙，
尔饮喙兮尔自遂，
同翱翔兮**子，
勿噪啼兮勿睥睨，
往来城头无尔累。
这篇赋的见解、文辞都不高明。（圣俞后来不知因何事很怨恨范文正，又有《灵乌赋》，说他“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远己不称，昵己则誉。”集中又有《谕乌诗》，说：“乌时来佐凤，署置且非良，咸用所附己民，欲同助翱翔。”此下有一段丑诋的话，好像也是骂范文正的。这似是圣俞传记里一件疑案，前人似没有注意到。）
范仲淹作《灵乌赋》，有自序说：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途矣。
因为这篇赋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所以我多摘抄几句：（胡适先生几乎引用了范仲淹《灵乌赋》之全文，前面已有，故在此略去。）
这是九百多年前一个中国政治家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赋中“忧于未形，恐于未炽”两句，范公在十年后（1046），在他最后被贬谪之后一年，作《岳阳楼记》，充分发挥成他最有名的一段文字：嗟夫，予当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当前此三年（104）他同韩琦、富弼同在政府的时期，宋仁宗有手诏，要他们“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忌”。范仲淹有《答手诏条陈十事》，引论里说：我国家革三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这是他对所谓“庆历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贡举”一事，他说：……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皆合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谓救弊之术无乃后时？臣谓四海尚完，朝谋而夕行，庶乎可济。安得宴然不救，并俟其乱哉。……这是在中原沦陷之前八十三年提出的警告。这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忧于未形，恐于未炽”；这就是他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中国式的“不自由，毋宁死”，领先西贤七百四十年，这是范仲淹对世界文化所作的杰出贡献，也就是中国士君子文化对世界文化所作的杰出贡献。而今千年过去，“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依然具有无穷的生命张力与现实意义，尤其在中国，君不见，“结尔舌兮钤尔喙”的犬儒懦夫还有多少啊！
胡适先生提到范、梅后事，有《谕乌》《灵乌后赋》之类，二人关系由疏远而演变至反目，结局很僵。虽为他们的“私事”，但极有探讨价值。
据查：范仲淹在饶州时，还邀请梅尧臣同游过庐山。酒席上，梅尧臣即兴作《河豚》诗，有“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扬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之句，足见那时二人的关系尚可。何时恶化的呢，以至于梅尧臣作恶诗相向？难道就因为后来范仲淹再度出山，身为边帅却无视梅尧臣积极从军的意愿？或者重掌大权后未曾关照怀才不遇的梅尧臣？这确如胡适先生所说，算“一件疑案”。笔者向无释疑才具，况千年史案乎！这里只想从范仲淹与李觏的交往历史，反观一下范梅之疑。
其实，范仲淹贬饶州，李觏千里奔波求教，留一段“一字师”佳话等等，笔者在前文书中已有记述，此处要别开生面。李觏字泰伯，比梅尧臣小七岁，也算同辈文人。他与梅尧臣相似的是，也是从小聪颖，父亲早逝，由母亲抚养成人，也是文场运蹇，屡试不第。不同的是，梅尧臣有一个好叔叔，使他得“门荫”之利，在基层官场打拼消磨许多年。李觏可就苦多了，他在后来的《上孙寺丞书》中回忆说：“觏，邑外草莱之民也，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三，身不被一命之宠，家不藏担石之谷。鸡鸣而起，诵孔子、孟轲群圣人之言，撰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余力读孙吴书，学耕战法，以备朝廷犬马驱指。肤寒热，腹饥渴，颠倒而不变。”这倒也好，使青年李觏在艰难忧患和刻苦研读中，砥励意志，拓展胸怀，在民间草野中呼吸自由空气，提纯人生追求，其志已不在庠序之间，而在“康国济民”之境了。这一点，让人很容易想起范仲淹的“澧泉苦读”和“南都求学”来。
李觏的交友之道是：“古之所谓知己者，信其道也，非徒利其身也。不然何山之深而不可庐，何水之广而不可渔？著书传道，求闻于后世，不犹愈于碌碌食众人之食乎？”（《上富舍人书》）本于此道，青年李觏早把范仲淹视为自己的至尊师友了，“百官图”事件发生前后，他就在京都汴梁城里备考，想去拜访范仲淹却找不到机会，“卒无所遇，彷徨而归”。等到范仲淹落难饶州，朝野大都“缩颈”之时，他觉得机会来了，这才风尘仆仆赶奔过去，拜师求教，范仲淹长李觏二十岁，遂订忘年之交。在饶州相聚其间，“一字师”之外，李觏必定要向自己服膺并信赖的范老师尽倾所学所思，经济、吏制、朋党、教育、边务……无所不谈，估计范仲淹后来主持庆历新政时，他特上《庆历民言》三十篇，便梗概于此次饶州长谈中。在《庆历民言》中，李觏把“开讳”作为改革前提，开讳就是打破禁忌，广开言路，言论自由，“闻死而愠，则医不敢斥其疾；言亡而怒，则臣不能争其失。疾不治则死，或非命；失不改则亡，或非数。”只有先行“开讳”，这才谈得上《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关于“康国济民”的文章，《庆历民言》和上述三策之外，他还写有《周礼致太平论》《潜书》《礼论》《平土书》等。
李觏的思想极有锋芒，直言风格亚赛范仲淹。“康国济民”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部分：“天生斯民矣，能为民立君，而不能为君养民。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为亿万人也。民之所归，天之所右也；民之所去，天之所左也，天命不易哉！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为务也。”（《李觏集》卷十八）基于此：“生民病伤，四海冤叫。汤武之为臣，不得以其斧钺私于桀纣”，富国强兵，兴利图霸的目的是在安民、济民，而不在于尊君。李觏文思深沉，文笔犀利，不拘成见，比如他以“孔子之言满天地，孔子之道未尝行”之语，辛辣地讥讽那些以孔孟之徒自命，实则貌袭仁义而学无足用的俗儒。他大声疾呼：“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自天佑之，言无不利矣。”儒家贵义而贱利，李觏则批判这一传统思想，公开倡言：“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 ��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
孟子谓‘何必言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李觏集》卷二十九）他在《富国策》中开篇即把讲求财利放在富国的首要位置。他说：“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李觏集》卷十六）在李觏看来，礼、政、爱、威是建立在“财用”的物质基础上，只有讲财利、先富国，才能有所成功。他所倡导的这种新义利观，在“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宋朝思想界显得特立独行。出身于社会下层的李觏，对社会问题独具洞察力，社会矛盾的核心原因何在？他说：“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得而食也。”（《李觏集》卷十九）“自阡陌之制行，兼并之祸起，贫者欲耕而无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野夫有作惰游，况邑居乎！沃壤犹为芜秽，况瘠土乎！饥馑所以不支，贡赋所以日削。”（《李觏集》卷六）那么，想要解决贫富不均，缓和阶级矛盾，其根本办法是变革土地占有制度，为此，李觏反复论证平土均田、抑制土地兼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强调指出“平土之法”是自古以来的“王政”之始，并将成周时代的井田制看作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方案。李觏尤其关注“三农”问题：“古人有言曰：‘谷甚贱则伤农，贵则伤末。’谓农常粜而末常籴也，此一切之论也。愚以为贱则伤农，贵亦伤农。贱则利末，贵亦利末也。”
为什么谷价贵贱都伤农呢？由于“具服器”、“营昏丧”、缴纳赋税、偿还借贷等急需现金，纷纷大量出售谷物，“粜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贱。贱则贾人乘势而罔之”，“故曰：敛时多贱，贱则伤农而利末也。”新谷出售后，农民储备的粮食不够，便又不得不向市场购买，购买者一多，粮价“不得不贵，贵则贾人乘势而闭之”，“故曰种时多贵，贵亦伤农而利末也。”（《李觏集》卷十六）从而超越了前人对谷物价格与农业生产关系的认识，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难怪古人评李觏文章是“言言药石，字字规戒”“虽在畎亩，忠赤不能自己”。难怪今人胡适先生称“李觏是北宋的一个伟大思想家。他的大胆，他的见识，他的条理，在北宋学者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对手！……他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也难怪范仲淹对这位忘年小友心怀敬重，称其为“奇士”而念念不忘，饶州之后迁润州，即修书请李觏去执教：“今润州初建郡学，可能屈节教授？”能得到范仲淹的亲笔邀书，多大的荣幸？再有事也要应约。可李觏正忙于撰写《潜书》，不愿分心。这让范仲淹更为佩服，再迁越州后，估计那书也该写完了，就再次修书请李觏赴浙，其书有云“此中佳山水，府学中有三十余人，缺讲贯与监郡诸官，议无如请先生之来，必不奉误……请一来讲说，因以图之，诚众望也”。这一次李觏如约而来，二人再次欢聚洽然。不久，范仲淹因边事紧急调回中枢任职，李觏并无他求，欣欣然返回故里，继续兴学育人，著书立说，那真是“志不在庠序”也！
还有更值得拍案叫好的一笔呢。范仲淹以副宰相之身搞庆历新政时，不是收到过李觏的《庆历民言》三十篇吗？其时还附有一封《寄上范参政书》，信中非但没有半点仰尊之意，反而大发苛责之论，开头就是“喜忧论”：“窃闻明公归自塞垣，参与朝政……忧喜交战。喜者何？谓冀明公立天下之功。忧者何？谓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为什么呢？李觏接着是“危言耸听”一大段话：“若曰患更张之难，以因循为便，扬汤止沸，日甚一日，则士林称颂不复得如司谏、待制时矣。此所谓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也。嗟乎！当今天下可试言之欤！儒生之论，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强国也，岂易可及哉？管子之相齐桓公，是霸也。外攘戎狄，内尊京师，较之于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公，是强国也。明法术耕战，国以富而民以强，较之于今何如？是天子有帝王之质而天下无强国之资，为忠为贤可不深计？”其大意略谓：你如今主持改革大政，确有“更张之难”，万不可知难而退，因循守旧，扬汤止沸，走了过场，真这样，你当年做司谏和待制时赚得的天下英名可就丢失了。齐桓秦孝称霸天下，那是霸道强国，非王道正途，可不敢再听信管子、商鞅那一套了。这一点不客气的口气，似与梅尧臣那“吾今语汝”（我现在告诉你）的架势颇类，但结果却大相径庭。范仲淹不仅不生气，反而向仁宗皇帝连上两道奏折，力荐李觏出来做官。有一道奏议是连同胡瑗一起保荐的，前文书中已经引用，这里再看另一道奏折：
臣伏见建昌郡草泽李觏，十余年前曾撰《明堂图》并序一首，大约言周家之制，见于《月令》及《考工记》《大戴礼》，而三家之说少异，古今惑之。觏能研精其书，会同大义，按而视之，可以制作。臣于去年十一月录进前人所业十卷，其《明堂图序》为一卷，必在两制看详。今朝廷行此大礼，千载一时，何斯人学古之心上契圣作。臣今再录其《图》并《序》上进，伏望特赐圣览，于朝廷讨论之际，庶有所补。仍乞详臣前奏，殊加天奖，以劝儒林。取进止。六月日。
结果呢，正如前文书中交代过的，李觏终于大器晚成，四十岁那年由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后升直讲，所以后世遂有“李直讲”之名。以布衣起家，以庙堂归宿，这样一个古人眼中还算比较完满的人生结局，肯定是李觏始料未及的。查一下范仲淹文集，他一生诚心力荐的人物，见于文字的多达数十人，却独未见保举梅尧臣的奏状。难怪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记载：“……及公（范仲淹）秉政，圣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无意，所荐乃孙明复、李泰伯。圣俞有违言，遂作《灵乌后赋》以责之，略云：‘我昔闵汝之忠，作赋吊汝。今主人误丰尔食，安尔巢，而尔不复啄叛臣之目，伺贼垒之去，反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意以其西帅无成功。世颇以圣俞为隘。”梅尧臣在此有点不打自招：我原先为你作《灵乌赋》是要搞交换的，结果你让我什么都没捞着，你太不够意思啦！我这样的“鸿鹄”你不亲近，胡瑗、李觏那样的“燕雀”你却看得金贵，我不骂你几句能行吗？
有今人评说这桩公案，作如是说：梅尧臣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他诗写得极好，连皇宫里也有很多他的粉丝，经常送给他宫内的佳酿。可是这位著名诗人却生活困顿，而且一生都郁郁寡欢，因为在科举制度方面，他是个失败者，一辈子没尝过考试成功的滋味，一直到五十岁，同龄人都当宰相了，才被赐了个同进士出身。在那个时代，当不上像样的官，就不能活得像个人，所以在和那些高级文人朋友们交往时，他的很多行为就显得有点吊诡。除了对范仲淹老大不客气，对同代挚友欧阳修也不惜伤害。欧阳修应该算得上是梅尧臣的“贵人”了，主持科举考试时，把他梅尧臣也带上当考官。
欧阳修曾写过一首诗：“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郊死不为岛，圣俞发其藏。”这是在夸奖梅尧臣，说韩愈和孟郊两个，在文采上其实旗鼓相当，但是人生境遇却大相径庭，孟郊一辈子穷困潦倒，韩愈则富贵逼人，孟郊死了之后，贾岛并没有得到他的衣钵，现在是梅尧臣继承了孟郊的风骨。可是对这个夸奖，梅尧臣并不认账，他向苏辙发牢骚说：“永叔（欧阳修字永叔）自己要做韩退之（韩愈字退之），却想要强行指派我当孟郊！”没有明着责难，可不满的情绪呼之欲出——差点就要骂娘了，我梅某人难道就应该受穷么！或许，在和朋友们交往中，梅尧臣表现出了一些小心眼和过激行为，但是这种敏感，正是来自于他内心最隐秘的暗伤——一个诗人，没有像样的科举出身，也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在朋友圈里始终位于下层，怎么着也不开心。
笔者以为，梅尧臣虽有性格上的缺陷，仍不失为一位大诗家，作诗整整三十年，留下一部六十卷《宛陵先生文集》，约二千九百首诗歌、散文和赋，还不包括集外墨宝。笔者想特别强调的是：不论你是一位多么伟大的作家、诗人、画家或者什么家，首先你得是一条文化好汉，一条用士君子文化武装起来的刚强铁汉；否则，这“伟大”二字必定成色不足。
前面说了，范仲淹此次谪守地包括饶州、润州、越州三处，处处都留有这位被隐逸者的诗文歌赋，组合起来又是一部“琴心”交响曲，如果把《灵乌赋》看作主旋律，那么它理应还有副部主题、和声、变奏……不可或缺，并且也应该是非常美妙的，非常值得一同欣赏的。先粗略列出一个清单如下：
《饶州谢上表》
《庐山瀑布》
《题芝山院》
《同年魏介之会上作》
《滕公夫人刁氏墓志铭》
《瀑布》
《升上人碧云轩》
《秋香亭赋》
《和谢希深学士见寄》
《依韵酬黄灏秀才》
《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
《赠钟道士》
《郡斋即事》
《赠茅山张道士》
《江城对月》
《润州谢上表》
《移丹阳郡先游茅山》
《京口即事》
《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访丹阳郡》
《西湖筵上赠胡侍郎》
《过余杭白塔寺》
《与李泰伯书》
《与胡安定屯田书》
《刻唐祖先墓志于贺监祠堂序》
《诸暨道中》
《越上闻子规》
《兵部侍郎胡公墓志铭》
《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
《题翠峰院》
《清白堂记》
《祭胡侍郎文》
《祭蔡侍郎文》
如果说，范仲淹的睦州诗文，总体透出一种潇洒之美的话，那么之后形成的饶州诗文，在历经“百官图”风雨和“缩颈”世态后，潇洒之上多了一层刚烈之美。或许可以这样表述，范仲淹一生诗文的总体风格，就是刚烈中见潇洒，潇洒中见刚烈。剑胆刚烈，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豪迈无畏，气吞山河，坚定不移，虽死无悔；同时又琴心潇洒，早从《易》中识破天机，彻悟人生，云水襟怀，超凡脱俗，清风明月，从容安适。这一种诗魂文魄，在《灵乌赋》之外的饶、润、越诗文中，同样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便在别人写来很单纯轻灵的山水田园诗，范笔也要为其注入刚烈与潇洒，造出一个“迥与众流殊，发源高更孤”的独特境界。《饶州谢上表》中的“有犯无隐，惟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和谢希深学士见寄》中的“谁怜多出处，自省有本末。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回头谏诤路，尚愿无壅遏”。《郡斋即事》中的“三出专城鬓似丝，斋中潇洒胜禅师。近疏歌酒缘多病，不负云山赖有诗。半雨黄花秋赏健，一江明月夜归迟。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依韵酬黄灏秀才》中的“再贬鄱川信不才，子规相爱劝归来。客心但感江山助，天意难期日月回。白雪孤琴弥冷淡，浮云双阙自崔嵬”。《赠钟道士》中的“人间无复动机心，挂了儒冠岁已深。唯有诗家风味在，一坛松月伴秋吟”。《酬叶道卿学士见寄》中的“一入谏诤司，鸿毛忽其身。可负万乘主，甘为三黜人。岂量尧舜心，如日照孤臣。薄责落善地，雅尚过朝伦。……拙可存吾朴，静可逸吾神”。《瀑布》中的“迥与众流殊，发源高更孤。下山犹直在，到海得清无？”《题芝山院》中的“云飞过江去，花落入城来。得食鸦朝聚，闻经虎夜回”。《升上人碧云轩》中的“澄宵半床月，淡晓数峰云。……只应虚静处，所得自兰芳”。《移丹阳郡先游茅山作》中的“竭节事君三黜后，收心奉道五旬初”。《赠茅山张道士》中的“有客平生爱白云，无端半老尚红尘”。《同年魏介之会上作》中的“心存阙下还忧畏，身在樽前且笑歌。”《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访丹阳郡》中的“风波岂不恶，忠信天所扶。相见乃大笑，命歌倒金壶。……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区区？莫竞贵高路，休防馋疾夫。孔子作旅人，孟轲号迂儒。吾辈不饮洒，笑杀高阳徒”。《润州谢上表》中的“臣……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重烦上听，再贬远方。削天阁之班资，夺神州之寄任。重江险恶，尽室颠危，人皆为之寒心，臣独安于苦节。萧望之口陈灾异，盖无负于本朝；公子牟身处江湖，徒不忘于魏阙。……敢不长怀霜洁，至效葵倾。进则持坚正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特别在《清白堂记》中，《易》中求道，寓意弥深：“观夫大《易》之象，初则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终则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谓乎？又曰“《井》德之地”，盖言所守不迁矣。“《井》以辨义”，盖言所施不私矣。圣人画《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构亭于其侧，曰清白亭。庶几居斯堂，登斯亭，而无忝其名哉！”……
其实，“三黜人”范仲淹在饶、润、越三州四年多时间里，最能与其《灵乌赋》境界相呼应、相匹配的，除上列嘉言之外，还有众多懿行印证。诸如兴建饶州新州学，修建城北庆明堂，至今留有范公柏、海棠树，和以头名进士彭汝砺为代表的饶州学风文脉。据后人推想，润州府学也是范仲淹在此作“迁客”时兴建的。越州任上最能传颂的义举，莫过于救助户曹孙居中遗属还乡了，这在《序章》中已有记述。
回到本章开头所说范公平生功业，睦州、饶州、邓州。关于邓州功业，当在庆历新政之后，那就后面再补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