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八品芝麻官，居然上书五品大员，既非本系统，所言又与自个儿的本职业务不大沾边，绝对是越权越礼行为。这样的人与事，今日官场找不到，古代官场也稀少。范仲淹毅然做将出来，必定脑子里有大想法，心底里有大依托，不然何以面对由此带来的吉凶难卜的可能后果？那么，他的大想法、大依托是什么？这很重要。可惜当时他人微言轻，没人收藏他的墨迹，他又不知道自己日后会成为多大的人物，着意予以备份，这就遗失了上书原件。不然一看上书内容，什么都明白。那么，有什么补救办法吗？有。
还记得那导游词说什么了吗？“天圣四年（106），工程正在紧张施工，范仲淹的母亲突然去世……他只好离开工地，守孝回南京。”那时的南京可不是现在的南京，是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其昔日辉煌以及范仲淹安家于此，接母奉养种种情形，前文书中已有述及。现在得说说古时官员“守孝”——丁忧的严重性。
丁忧乃祖制。《尔雅·释诂》：“丁，当也。”是遭逢、遇到的意思。《尚书·说命上》：“忧，居丧也。”丁忧，就是遭逢居丧的意思。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亲丧的那一天起计算，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不计闰二十七个月。这就叫丁忧。据说丁忧源于汉代。丁忧期间，不能住在家里，要在父母坟前搭个小棚子，“晓苫枕砖”，即睡草席、枕砖头块，要粗茶淡饭，不喝酒，不与妻妾同房，不听丝弦音乐，不洗澡、不剃头、不更衣，不得行婚嫁之事，不参预吉庆之典，不得租赁私人房屋居住等等等等。唐时此风渐息，至宋复起，由太常礼院掌其事，凡官员有父母丧，须报请解官，承重孙如父已先亡，也须解官，服满后起复。若匿而不报，或者丁忧期间胆敢触犯禁条，一经查出，将受到惩处。丁忧礼仪相当繁琐：三月而葬，然后初哭，行虞礼、卒哭。“虞礼”是安魂祭，三次虞祭之后，行“卒哭”礼，献食举哀于灵座以后，不再哭悼。卒哭十一次为“阳礼”，将神祖迎入祠堂，礼毕将主移回原处。丧后七个月举行“谭”礼，十三个月至十五个月举行“小祥”“大祥”礼。一服的孝子要居丧三年。《礼记·曲礼》明确规定说：“居皮之礼，头衬创则冰，身有病则治，有疾则饮酒食肉，疚止复初。”就是说，除非病重，除非老得不成样子，除非碰到国家发生重大事变，皇上点头说了话，孝子方可除服，这叫“夺情”。范仲淹回到南京，依例就得这么做。
范仲淹如何丁忧守制，史无详载。但他却在这特别时期，干出两件轰动朝野的大事，是否有越权越礼之嫌，这看怎么说。一是受晏殊之邀，入应天学府办教育，一是写出万言《上执政书》。头件事容后再品评，当下只说《上执政书》。
有人将《上执政书》比之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可视为青年范仲淹作为政治家的入世宣言、施政纲领。开篇即以《易》之大旨高屋建瓴，提纲设势：“否极者泰，泰极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环焉。惟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看来此书不得不上，所言不吐不快，其事迫系家国大计。接下来他大发“盛世危言”，一一陈述各种弊端：“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具体讲，“士有不稽古而禄，农有不竭力而饥，工多奇器以败度，商多奇货以乱禁，兵多冗而不急，缁黄荡而不制止，则六民之浮而不可胜纪，而皆衣食于农者也，如之何物不贵乎？如之何农不困乎？”尤其是各级吏治相当腐败，“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而中央政府“贤愚同等，清浊一致。……避怨于上，移虐于下，俟其自败，民何以堪！”……那么，为今之计，应该怎么办呢？就得以“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为大政方针，“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选举、敦教育、举将才、保直臣、斥佞臣”为主要改革内容。具体来说，“固邦本”，关键是选好州县长官，以有德有才为唯一标准；“明国听”，就要让那些敢说真话、能做实事的人上岗，并得到爱惜和保护，让那些说假话、谄媚逢迎的人受到斥退；“重名器”，即重视人才培养，广设学校，委派专家管理，以儒家经典作为教学内容，“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为邦材”；“备戎狄”，就得挑选良将，率本土之兵，屯田戍边，强军备战。倘能如此，自会杜绝“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乱象。看得出来，上列这些内容，便是十五年后，壮年范仲淹写给皇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的一个原始蓝本，是那场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的早期计划书。
其实，笔者在这里想说的还不是以上所述，眼光原本盯在《上执政书》的开头与结尾。其文不长，并列于下：
开头：
天圣五年月日，丁忧人范某，谨择日望拜，上书于史馆相公、集贤相公、参政侍郎、参政给事。某居亲之丧，上书言事，逾越典礼，取笑天下。岂欲动圣贤之知，为身名之计乎？某谓居丧越礼，有诛无赦，岂足动圣贤之知耶？矧亲安之时，官小禄薄，今亲亡矣，纵使异日授一美衣，对一盛馔，尚当泣感风树，忧思无穷，岂今几筵之下，可为身名之计乎？不然，何急急于言哉？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况今圣人当天，四贤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圣贤之朝，岂资下士之补益乎？盖古之圣贤，以刍荛之谈，而成大美者多矣。岂俟某引而质之？况儒者之学，非王道不谈，某敢企仰万一，因拟议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某所不言也。
结尾：
倘相府疑某之言，谓欲矫圣贤之言，为身名之计，岂不能终丧之后，为歌为颂，润色盛德，以顺美于时；亦何必居丧上书，逾越典礼，进逆耳之说，求终身之弃，而自置于贫贱之地乎！盖所谓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是不为身名之计明矣。观前代国家，当其安也，士人上言，论兴亡之道，非圣主贤相，则百不一采；及其往也，则后之史臣收于简策，为来代之鉴。今日之言，愿相府采其一二，为国家天下之益，不愿后之史臣收于简策，为来代之鉴。
狂斐之人，诛赦惟命。以庙堂深严，恐不得上，乃敢相门之下，各致此书，庶有一达于聪明。干犯台严，下情无任惶恐激切之至。不次，某死罪，惶恐再拜。
这开头与结尾，加在一起五百多字。范仲淹四次重复说明自己的不利处境：“某居亲之丧，上书言事，逾越典礼，取笑天下”；“某谓居丧越礼，有诛无赦”；“居丧上书，逾越典礼”；“某死罪”。你的处境岂止不利，丁忧期间居然不顾祖宗礼制，不顾自己的浅薄之身，悍然动圣贤之知，言及国家大事，真该“有诛无赦”。那明知如此，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范仲淹说：“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我明知道这是越权越礼的行为，但“为国家天下之益”，为“四海生灵，长见太平”计，其他一切我才不在乎呢。
请特别注意“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这不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声吗？这不就是中国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生动体现吗？这不就是《周易》之通变理念、损益观念、崇德意识和忧患意识的活学活用吗？这不就是青年范仲淹积二十年所学精华的第一次实习吗？一个士君子有了这样的大想法、大依托、大格局，别说丁忧期间冒哀上书，更别说给八竿子打不着的张纶上书，就是再大的“越权越礼”行为，只要他认准了，都会干得空前绝后。难怪后来苏轼高度评价这一“天下传诵”的万言书，在《文正公赞》中会说：“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爱在人先。经天纬地，阙谥宜然。贤哉斯诣，轶后空前。”“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也难怪政敌吕夷简老挤对范仲淹，说他“越职言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