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家湾训练基地这里离市区很远，偏僻到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当曾政再一次见到拉德时，一眼就发现这名白发苍苍的老人右腿有一点瘸。

“拉德先生！”

曾政快走了两步，伸出了双手。

“你好啊，曾！”

拉德也主动上前，和曾政抱在一起。

曾政和国家队某些人相互看不上眼，但并不包括这名花甲老人。

不管如何，人家抛弃了国际上的显赫事业来到这里扶贫这么多年，也值得尊敬了。

在问及对方为何跛脚时，拉德摆了摆手。

“前些天有些腰间盘突出，现在没什么事了。”

拉德嘴上这样说，曾政却一眼看出来，对方突出的腰椎明显已经压迫到大腿神经。

再这样下去，恐怕整条腿都得废了。

自己虽然有药可以帮其加速痊愈，但腰间盘突出这种病除了手术以外，唯一治疗方式只能靠养。

看这春节后就马不停蹄来找自己的南国老人，恐怕让他躺在床上休息一天都是奢侈！

“如果他不是国家队教练就好了！”

这是曾政第一次心生这样的想法。

并且无关中国足球强弱和竹鞋的尔虞我诈。

拗不过拉德的要求，曾政只得放缓速度，跟在拉德身边，向训练场走去。

一路上，曾政和拉德聊了起来。

“七年前，我也来过成都。”

“噢？也是毛家湾？”曾政好奇道。

“不是，是离这里70公里外的彭县。”拉德回忆道，“当时我带的是国奥队。”

“澎县整日不见阳光，阴冷潮湿，洗完的衣服晾上几天也不干。屋里也没有暖气，与室外一样的冷。”

听拉德回忆着这段经常在老一辈口中听到的支边下乡往事，曾政恍忽间觉得对方并不是一名南国人，而是一名真正的中国人。

拉德又挨个回忆了当年他曾带过的队员，例如杨辰、曲胜卿、谢辉等人。

直到现在，他依旧关注这批队员们的足球生涯。

“当时中方教练组都反对把曲胜卿招进来，他们认为他没脑子，只有一个好身体。”

“但我觉得，小曲将是个符合欧洲标准的好球员。”

曾政点点头。

曲胜卿上赛季已经证明过自己了，否则也不会出现在现在的国家队阵容中。

曾政甚至觉得，曲胜卿不比张玉狞差。

顺着上届国奥聊下去，拉德又回忆起他最让他伤心的一幕。

1996年在马来西亚，中国同南朝鲜国奥队决战。

“赛前我就觉得队员们心态有些失衡，我想和队员们说什么，但没有人听。”

曾政对此也深有体会。

“恐韩症”这BUFF着实不是一般人能对抗的。

“结果上半场比赛失利，中场休息时，戚教练突然让我对对队员们说点什么，并让谢辉当翻译。”

“看着一身汗水，满脸疲惫的谢辉，又想到我们俩都不怎么熟络的英语，我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思前想后，我只说了一句‘你们有什么好怕的？他们有什么值得你们害怕的？’”

“再然后，我就只能睁睁地看着自己倾注了三年心血的队伍被南朝鲜击败。”

“我的心就这样被一片片地撕碎了。“

说到这，拉德停下来，一本正经地看向曾政。

“曾，你能在赛场上正面击败南朝鲜。”

“真是了却了我一桩心愿！”

曾政第一次愕然。

他没想到，这名南国老人竟然也像国人一样对战胜南朝鲜有如此执念。

听到这，曾政问起了拉德的过往。

这名年过六十的花甲老人，也渐渐地陷入了回忆。

1943年，南斯拉夫的冬天异常的寒冷。

当时，雪下得很大，山峦、树林、村庄一片银装素裹。

但隆隆的枪炮声，却让村民没有心思欣赏窗外的美景。

法XS正在向山上的南斯拉夫游击队进攻，这座村庄是必经之路。

面对敌人的进攻，全村的人都在仓促逃跑。

人群中，一名母亲带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落在最后。

枪炮子弹呼啸着从两人头顶上飞过。

“妈妈，我实在跑不动了！”

男孩哀求道，“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妈妈攥紧孩子的手，一脸坚决，“儿子，我们必须向前跑。如果不跑下去，我们会死在这里的！”

这个小男孩儿，就是拉德！

从此以后，那一幕就深深印在拉德的脑海里，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二战后南斯拉夫百废待兴，人们还在为温饱犯愁。

年少的拉德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参加足球训练！

虽然又苦又累，但最起码可以衣食无忧。

18岁那年，拉德首次入选南斯拉夫国家队，并且考入贝尔格来德大学经济系。

拥有这样的成就，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训练、学业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曾一度打算放弃足球，但一想到年迈的母亲及上大学的姐姐还需要他来供养，他脚下的足球就又滚动起来。

“曾，你也是足球人，你应该知道的，足球让人欢乐的时间太短了！只有破门的几秒后或是胜利后那几分钟。其他时间，我都生活在精神与肉体的巨大压力之下。”

“我或许谈不上热爱足球事业，但作为职业，我非常敬重它！”

“当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时，我从不抽烟喝酒。”

“每次训练课我都比别人早来十多分钟，晚走二十多分钟。”

“就是多出来这半个小时，使我成为了南斯拉夫最出色的中锋，几乎每场比赛都能进球！”

一名记者问拉德，成为一名好中锋的秘诀是什么？

回想起妈妈的忠告，拉德回答道：“一直向前！逮到球就往对方球门里射就对了！”

从18岁踢到36岁，18年的足球生涯让拉德的身体满是伤病与疲惫。

当他再也没办法直视那个黑白相间圆滚滚的东西时，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足球场。

怀揣着经济学证书，拉德来到了瑞士一家大公司的办公室。

可当他真正的告别足球时，却发现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拉德越来越讨厌西装革履的束缚，越来越讨厌从办公桌到酒桌的单调乏味以及追逐利润的尔虞我诈。

经过数个夜晚的们心自问，拉德最终决定去读足球教练专业。

一连在南斯拉夫及德国拿到了两个教练证书后，他又重返绿茵场，开始了人生第二次冲刺。

从一开始，拉德就显出与大多数足球教练的不同。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教练，和那些野蛮型教练不同！”他这样评价自己。

大多数足球教练都是站在中央指挥着球员，他们不是朝队员大声吼叫“快跑！”就是“干倒他们！“

而拉德在训练时，球场总是静悄悄的。

无论什么情况，他总是坚持与队员一同跑、跳。

拉德解释说：“我这样做，只是想和队员们同呼吸，一同流汗。”

“这样我就可以把握住他们的真正感觉，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疲倦，什么时候会感到厌烦。“

“UBI BERIA（拉丁语：哪里好，哪里就是故乡）”是拉德的座右铭。

他要做最光荣、也最艰辛的国际教练。

到异乡与陌生人共事，要比在南斯拉夫困难一千倍、一万倍！

但他始终相信自己的敬业精神与对人谦恭有礼的君子风度，可以帮助他度过任何难关。

1980年，拉德来到喀麦隆担任国家队教练，一干就是六年。

文明世界的米拉大叔，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随后，成功接踵而来。

1982年，喀麦隆队首次进入奥运会；

1985年，喀麦隆首次夺得非洲杯冠军。

在短短的几年内，他把一支默默无闻的队伍训练成世界劲旅。

从此，他成为了一个传奇般的教练。

与此同时，命运让他和一个远东的大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1992年，中国竹鞋向国际足联请求，派一位世界级教练任国家队主教练。

拉德因在非洲十多年的出色成绩及丰富的训练弱队转为强队的经验，国际足联选派了他。

后来因魔都大众提出愿在财政上给予支持，但必须得请德国教练。

于是，施拉普纳来了。

中国足球尽管水平低，却一直是中国体育的第一“热点“。

当年施大爷的到来，直接使“年年失望年年望“的亿万球迷热血沸腾。

借体委主任之手，球迷们把自己的梦想与渴望直接写到了施大爷的车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当年连施大爷的一根头发，都能卖出五万块钱的高价！

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1993年，尹尔比德的世界杯外围赛，中国队竟然输给不入流的也门队，痛失出线权。

消息传回，举国哗然！舆论界一同声讨施拉普纳。

直到这时，竹鞋只能再次把目光转向拉德。

同一年前施大爷来的时候相比，拉德得到的条件差多了：不能带国家队，只能带由18、19岁的年青球员组成的国奥队。

工资也只有施大爷的八分之一。

不仅如此，当时极度的失望使球迷还对洋帅产生了仇恨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你，你会来吗？

1993年8月26日，拉德还是应邀来到了中国。

这里的一切，令拉德欣喜。

或者说，他刚踏入这片土地时，就产生了一种亲切和熟悉感。

刚到不久后的一个夏夜，拉德指着满天的繁星深情地感叹道；“我最想了解这里的星星。”

“在来之前，我已走遍了一百多个国家。我以为这地球上没有我不了解的事物，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如果没来到这里，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永远是不全面的。“

从那之后，拉德逢人便说自己原是中国人。

他开始学习用快子吃饭，夹花生米成了拉德最好的专项练习。

文化的碰撞、沟通、融合，让拉德为此着迷。

他努力学汉语口语，尽量让自己僵硬的舌头变软，甚至还要给自己加上儿化音。

1994年10月广岛亚运会之后，竹鞋决定让拉德改任技术顾问一职，戚误生接替为国奥主教练。

一夜之间，他俩的位置发生了互换。

“当时互换的原因好像是两点。”拉德伸出两根手指。

“当时国奥几场友谊赛表现不怎么好。”

“第二个则是有些人觉得我带队的训练量有些小。”

曾政点点头，直到现在，国内还有某些教练遵循高强度训练出精英的信条。

“那您是怎么回应的呢？”

“我受国际足联指派来到中国，目的是帮助竹鞋完成其所有工作，而不是为了荣誉和金钱。”

“在我的任期内，我会完成竹鞋各项指令的。”

曾政也叹了口气。

可能这也是现在竹鞋某些人喜欢用拉德的原因。

然而，真正适应这一转变却是艰难的。

以前无论在哪个队，拉德一直都是主教练，是自己思想的执行者。

但成为顾问后，每堂训练课他只能在旁边站着，不能插手。

为了不干扰戚误生工作，他尽量避免直接与队员打交道。

而一旦他发现问题或有什么意见，也会找戚误生交流。

拉德这样做，并不是故意忽视球员。

恰恰相反，他认为一支队伍里最重要的不是教练而是全体队员。

因为教练的水平再高，也不能亲自上场比赛，他必须依靠场上的11名队员，靠他们流汗、甚至流血去赢得比赛。

这一点，曾政也非常赞同。

足球队里各种性格的人都有，但他们有一个共性：非常敏感。

“我从不和队员发生直接冲突！”拉德说，“即便有时候他们的表现气得我的肠子都打结了。”

说到这，拉德回忆道。

“在喀麦隆时，有个球员在睡觉前必须把自己的肚子撑得鼓鼓的才能入睡；另外一个队员在比赛前一定要请巫师来占卜。如果巫师说不宜上场的话，他死活都不会出场。”

曾政听得津津有味，“拉德先生，那您是怎么处理的呢？”

“很简单，说服教育就行了。”拉德微笑道，“一遍不行我就说十遍，十遍不行我就说一百遍，反正我有的是耐心!”

曾政哑然。

这一点，自己还真做不到！

“拉德先生，中国球员有让你生气的吗？”

“没有。”拉德依旧是摇头，“只不过有一次在训练时，我看一名球员动作不咋规范，当时我就要求他再做一遍。”

“可是那名队员认为我是故意刁难他，一气之下直接把球踢飞了，还说了几句他那的方言。”

“我虽然听不懂，但知道他是在骂我。”

“我看了他几秒钟后就走开了。”

“训练结束后，那队员一脸惶恐的找到我道歉。”

“我和他说，训练时我的话就是法律，你必须执行。如果你想骂人的话，放在肚子里骂就行了，最好别吱声。”

听到这，曾政终于知道为什么拉德一来到这里就不想走了。

他比一个中国人还中国人！

温、良、恭、俭、让在拉德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哪怕到现在为止他依旧在承受竹鞋的不公，被竹鞋当成棋子，他依旧默默付出，勤劳肯干。

而这，恐怕也是他虽然成绩斐然，品格高尚，却一直默默无闻，郁郁不得志的原因吧！

甚至在背地里，连沉祥福都觉得拉德太软弱和窝囊。

1995年2月，当时国奥要去HK打“登喜路”杯，竹鞋突然临时决定由一位竹鞋官员顶替拉德出发。

“这实际上是针对我的打击，是想让我顾而问不上，但我只能服从。”拉德叹了口气。

因为这件事儿，当时拉德的翻译都看不下去了，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辞职。

而拉德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继续留任到了1996年8月。

两年后，当拉德的翻译结束驻马其顿使馆的任期回国后，听到的最吃惊的消息是——拉德还在国内！

当时拉德并没有为竹鞋效力，而是来到京城的一所普通的足球学校担任总教练。

听到这，曾政也十分好奇。

“同竹鞋的合同中止后，我曾接到几个甲级俱乐部和其他国家的邀请。”

“但我已经搞了45年的职业足球，无论是作为一个球员，还是一个教练，该得到的我都已经得到了，金钱和荣誉对我来说，全都无所谓了。”

“出于对这里的喜爱和尊重，又考虑到自己的年龄，我想留在这里再干几年，为自己的足球生涯划一个圆满的句号。“

说到这，拉德双眼一亮。

“曾，你知道吗？根据国际基因学最新研究出的成果，非洲人和中国人其实是同一祖先！”

曾政嘎巴嘎巴嘴。

这还真触及到了他知识盲区。

就在考虑对方为什么要说这个时，拉德继续说道：“你知道吗，非洲人和中国人的肌肉类型、动作协调性和反应能力都非常相似。”

“这也就说，在中国完全可以培养出一百个‘米拉’，一百个‘比耶克’！”

“唉！”

“但愿这其中有几个是我培养出来的。”

听到这，曾政忍不住动容。

看样子，拉德是不准备回家了。

“拉德先生。”曾政拉住拉德的双手，“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来帮助我！”

“我发誓，我绝对可以实现你的这个愿望！”

这一刻，曾政终于下定决心。

哪怕是为了面前这名南国老人，也要将主教练一职“抢”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