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宇文泰，张轨瞬间声情并茂：“宇文泰文能治国，武能平乱。”

斛斯椿忍不住嘀咕：“如果当真如此，那倒是可以依靠的。”

得知贺拔岳的死讯，斛斯椿一度十分沮丧，此刻重又恢复几分光采，经过与元修多番商议，二人终于达成共识，不管主持西方的是贺拔岳还是宇文泰，都一定比高欢要值得亲近。

元修很快就着手西上的计划，先让宇文泰派二千骑兵，驻防东雍州，在声势上支援，同时让宇文泰率主力稍稍向东移动，并让宇文泰担任总监察长、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总司令官、封略阳县公，代表皇帝行使职权。

当时华山王元鸷是徐州督导官，但高欢让徐州总司令官邸珍接管城防，其他像建州督导官韩贤和济州督导官蔡俊，都是高欢的人，元修为了实现独立的宏伟目标，特别下诏撤销建州，以排除韩贤，又让监察官弹劾蔡俊，而派汝阳王元叔昭接任。

高欢第一时间表达不满：“蔡俊对国家有功，不应夺取他的官位，汝阳王品德高尚，应该当大州州长，我弟弟高琛，正担任定州督导官，可以免去他的职务，改由汝阳王接任。”

元修当然不同意，并且让斛斯椿兼领军将军，对河南关西各州司令官及督导官，都改派新人担任，还增设贵族子弟禁卫别动军六百人，又增设骑兵军官禁卫别动二百人。

万众嘱目的时刻终于要到了。

534年5月10日，元修下诏戒严，征集黄河以南各州人马，在洛阳举行盛大阅兵，南自洛水，北到邙山，营帐此起彼伏，对外宣称准备御驾亲征萧梁，实则想突袭高欢的老巢晋阳，

6月6日，元修下密诏给高欢，说：“宇文泰和贺拔胜阴谋背叛国家，所以我表面假装南征，事实上是暗中对付他们，大王应该在声势上进行援助。此信事关重大，读过之后，立即烧掉。”

高欢的耳目并未被蒙蔽，元修近来的一系列小动作，他都悉数掌握，所以根本不信元修的这套说辞，不久便回奏说：“荆州、雍州既然要叛离中央，我已秘密动员三万人马，横渡黄河，向西出击，又让恒州督导官库狄干率军四万，自来违津西渡黄河，领军将军娄昭率军五万，讨伐荆州，冀州督导官尉景率山东武装部队七万、骑兵突击队五万，南下讨伐江左，全军进入戒备状态，等候进一步指示。”

貌似尽忠报国，但高欢这道奏章更多的是在夸耀自己的实力，想让元修知难而退——高欢至今想象不到元修那颗想要脱离控制的心是有多么强烈，强烈到可以不顾一切，俨然一副“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决绝。

元修知道高欢已洞察他的阴谋，而且有了充分的应敌准备，所以突袭晋阳怕是难以实施了，只好把高欢的奏章拿出来，交给亲信高阶层官员讨论应对之策。

高欢也在并州总部召集高级幕僚会议，商讨如何把这件恶心事妥善解决，因为对方是皇帝，武力镇压显然是行不通的，可是一味放任其自由，万一和西方相勾结，便是巨大的隐患。

然而高欢毕竟不想做乱臣贼子，即便最后终难免武力解决，但起码还是要表现出一副忠贞的姿态，很快再度上疏说：“我承受陛下宠信的弄臣家奴伤害，他们从中挑拨离间，于是使陛下一夕之间，对我兴起怀疑猜忌，我如果胆敢辜负陛下，愿身受上天惩罚，子孙灭绝，陛下如果相信我的这份赤心，就请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对一二谄媚份子，希望能逐出政府。”

几天后元修也进行了官方回复：“我没有动用一尺长的兵器，安坐在那里就当上天子，正像俗语所说，生我者父母，使我尊贵者是高王，我如果无缘无故背弃高王，计划征伐大事，我也甘愿受上天惩罚，子孙灭绝，像你所发誓言一样。

近来因担忧宇文泰变乱，贺拔胜响应，所以下令戒严，打算与大王互相支援。经过一段时间，而今密切观察他们的行动，发现并没有背叛的迹象，至于东南地区不肯顺服，时日已久，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可是我们的户口却减少一半，不应再主张一切问题都用武力解决。

我十分愚昧，不知道谄媚份子是谁？不久前诛杀高乾，岂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可是大王面对高昂（高敖曹），却忽然说他哥哥冤死，人们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这么容易欺骗？

就像我曾听说库狄干告诉大王：‘本来打算挑选一个软弱的当君王，想不到挑到一个年长的，竟然还不肯听话，只要给我十五天时间，就可以把他废除，再另外选一个。’说这样话的人，应是大王面前有功勋的人物，一般的谄媚份子怎么敢说这种话？

去年封隆之叛变逃亡，今年孙腾也逃亡，大王对二人既不加以处罚，又不押送洛阳，如此行径，谁不奇怪？大王如果对皇家忠心，为什么不砍下两颗人头送到洛阳？（两人都是高欢亲信，与元修关系破裂之后，两人及时逃奔晋阳。）

大王在奏章上虽然强调西攻宇文泰，可是事实上四路大军并没有，有的只是南下洛阳，说这话的人连自己都会诧异，听到的人怎么会不惊疑？大王如果心平气和地安坐北方，我这里纵然有百万大军，也没有冒犯大王的野心，大王军旗如果指向南方，我纵然没有一匹马，没有一辆车，也打算赤手空拳抵抗到死。

我品德本来不高，但大王既让我坐上宝座，人民没有知识，或许认为我能担当大任，假如被别人谋害，势将暴露我的罪恶，不如死在大王之手，无论被囚被辱，或被剁成粉末，都没有一点遗恨，本来希望君臣一体，想不到今天疏远到如此地步。”

双方谁都不想做那个理亏的人，都想逞一逞口舌之快，但归根结蒂，无非是利益作祟，抛开所有表面的修饰，仅仅权力之争而已。

这场权力之争开始的莫名其妙，因为高欢并没有无理到哪种地步，一定意义上来说，高欢只想当个曹操而已，真的篡位的也是他的儿子，他这辈子是当定“忠臣”了。

而元修之所以铤而走险，主要还是受斛斯椿的蛊惑，将来面对高欢的儿子，或许会进行反抗，在那之前多做准备，并不是没有机会，但在高欢如日中天的时候，妄想与高欢争长短，这是战略失策。

斛斯椿却也不是卧龙凤雏，并没有匡世之才，他之所以极力撺掇此事，当然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他认定此事成功的关键只在宇文泰身上，并没有其他可仰仗的实力，那么问题随之而来，宇文泰就真的是忠君爱国之人吗，当他实力壮大，谁能保证他不做第二个高欢？

岂止没人能保证，几乎可以肯定他就是第二个高欢。

元修在决定起事的那一瞬间，就注意了悲剧收场，因他做的是一件逃出狼穴，奔向虎口的傻事，成功则死于虎口，失败则折于狼穴。

东郡郡长裴侠，率部抵达洛阳勤王，当王思政向他征求意见时，他就道出了其中利害：“宇文泰受三军拥护，身居险要之地，手拿利刃，怎么会把刀柄交给别人，如果前往投奔，恐怕结果只是为了逃避水淹，却跳进了火坑。”

王思政问他：“那怎么办？”

裴侠说：“讨伐高欢，立即大祸临头，西奔宇文泰，将来也会后患无穷，无可奈何，且到关右从长计议。”

王思政先前极力赞同西进，此刻也不禁犯了嘀咕，把心中困惑告诉元修，元修也有点纠结，便派派事务顾问官柳庆，前往高平晋见宇文泰，企图察看对方的心迹。

柳庆回洛阳后，对宇文泰大加赞赏，元修更加纠结起来，秘密问他：“我打算投奔荆州，如何？”

柳庆说：“关中形势险要，宇文泰才干谋略，都可以信赖，荆州没有险要可守，南方又与贼寇相邻，深受压迫，我愚昧地看不出那是什么好地方。”

元修瞬间变得异常沮丧，好像走到了十字路口，选择很多，却不知道上哪个致命，哪个保命。

在他彷徨之际，高欢已失去耐心，准备迁都邺城，派三千骑兵驻防建兴，同时增加河东及济州的军事力量，下令所控制各州政府，把和籴的存粮全都运往邺城，以此逼迫元修立即做出选择。和籴即用商业手段买入的粮食，由于战乱，政府没钱，这些粮食多由民间义务上缴。

元修得知此事，果然被激怒了，再下指令给高欢：“大王如果有意使人心平静，消除人们的议论斥责，就该撤退河东的军队，取消设在建兴的指挥部，把集中在相州的和籴粮食退回各州，阻止增援济州的军队前进，让蔡俊交出督导官官位，邸珍退出徐州，士卒复员，战马散入林野，人民各自从事各自的事业，如果缺少粮食，当另派人送上，则挑拨离间的人，自然张口结舌，使人猜疑和后悔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大王安心高卧太原，我则双手袖起安坐洛阳。大王如果使马头朝南，询问九鼎的轻重，我虽不懂军事，但为了国家和皇庙，想不反抗都不可能，决定和战的权力，握在大王之手。”

高欢也变得有些狂躁，上疏猛烈抨击宇文泰和斛斯椿的罪恶。

双方终于不再遮遮掩掩，元修也做出了最终决定，那就是投奔宇文泰，并发表正式文告，列举高欢的罪状，征召荆州督导官贺拔胜回京。

贺拔胜询问秘书卢柔的意见，卢柔说：“高欢犯上作乱，你应该发动一切可能发动的力量，增援首都，与高欢一决胜负，生死不悔，这是上等策略。北方增加鲁阳防备，南方吞并故楚疆土，东方联络兖州豫州，西方与关中结盟，手握百万武装力量，静观其变，等待时机，这是中等策略。把三荆地区呈献梁国，请求庇护，则终身功名毁于一旦，这是下等策略。”

贺拔胜其实一直都是北魏不容轻视的大军阀，但魄力不足，眼睁睁地错过了这次难得的机会。

他的观望态度更加强了元修对宇文泰的信心，因为除了宇文泰，元修已无人可以依靠。

事关存亡荣辱，元修加快了行动的节奏，让宇文泰兼任副行政长官、中央驻关西特遣政府总监，应许把妹妹冯翊公主嫁给宇文泰，对宇文泰的大营司令官、秦郡长杨荐说：“你回去告诉总监，立即派轻骑兵一千人协防洛阳，并准备大军出关接应。”

高欢也展开行动，召回弟弟、定州督导官高琛，让他镇守晋阳，由秘书长崔暹当助手，他则动员大军南下，向部队宣布说：“我因尔朱家专权乱政，所以在海内倡导大义，拥护主上，赤胆忠心，人神共鉴，想不到硬被斛斯椿挑拨陷害，把忠心当成叛逆，今天我们南下的目的，只诛杀斛斯椿一人。”

另一方面，宇文泰向各州传递文告，列举高欢的罪行，亲自从高平出发，前锋进驻弘农。

眼见暴风雨即将来袭，贺拔胜也移驻汝水，观察最新动向。

7月9日，元修亲自指挥大军十余万人驻防黄河大桥，让斛斯椿当前锋，在邙山北麓构筑营垒，抵御高欢大军。

斛斯椿请准许他率精锐骑兵二千人，夜渡黄河，趁高欢部众行军疲惫，发动突袭，元修起初赞成，可是禁宫侍从长杨宽警告元修说：“高欢以臣属的地位讨伐君王，什么事做不出来，今天一旦把军队交给别人，恐怕发生变化，斛斯椿北渡黄河，万一击败高欢，建立功勋，是消灭一个高欢，又生出一个高欢。”

元修听此一说，立即让斛斯椿取消出击，还是保守一点好了。

宇文泰听说此事，对左右说：“高欢强行军南下，几天时间走**百里，正是兵家大忌，中央自应趁他们疲惫，发动攻击，然而皇上身负天下重任，却不能亲自北渡黄河，只图沿岸据守，黄河长达万里，戒备十分困难，一个地方突破，大事一去不返。”当即让总司令官赵贵，当中央驻敌后特遣政府总监，自蒲坂北渡黄河，直接攻击高欢的根据地并州，另派总司令官李贤，率精锐骑兵一千人，继续增援洛阳。

高欢军得到休整，很快渡过黄河，元修防线几乎崩溃。

元修召集百官举行紧急会议，征求大家意见，有人主张投奔萧梁，有人主张向南依靠荆州贺拔胜，有人主张向西依靠关中，有人主张固守洛口，议论纷纷，不能决定。

屋漏偏逢连阴雨，颍川王元斌之与斛斯椿在前线争权，竟然双双抛弃军队，奔回洛阳，并编一套谎话，说前线全面溃败，高欢大军已经赶到城外，朝野上下无不惊惶失措。

7月27日，元修放弃抵抗，派使节传令斛斯椿回军，然后率南阳王元宝炬、清河王元亶、广阳王元湛，在五千名骑兵保护下，出洛阳城，住宿城外。

这些骑兵得知失败在即，当晚就逃走超过一半，连元亶和元湛也逃回洛阳，倒是有个武卫将军独孤信，忠心可嘉，单人匹马追随元修，元修叹息道：“你离开父母，抛弃妻子儿女，乱世识忠臣，岂是一句虚话。”

第二天一大早，元修在独孤信和残余骑兵的保护下向奔长安，在崤山道中，与宇文泰的增援部队相遇，终于找着组织了。

宇文泰得到情报，立即派赵贵等人率重骑兵二千人，护送元修沿黄河西进，元修泪目感慨：“黄河东流，而我西上，如果有一天再见洛阳，亲到皇家祖庙祭祀，都是你们的功劳。”

宇文泰和元修在东阳驿实现了历史性的会面，宇文泰脱下官帽，哭诉道：“我不能阻止贼寇凶暴，致使圣驾流离，是我的罪过。”

元修说：“你的忠心和节操，远近皆知，我因缺少品德，身居高位，导致盗匪的侵犯，今天相见，深感惭愧，我就要把帝国托付给你，你要全力以赴。”

如愿进入长安后，元修把雍州政府改为皇宫，大赦天下，任命宇文泰为最高统帅、雍州督导官、最高行政长官，无论政治军事，全由宇文泰裁决，另设两个行政官，分别主持机要事务，由毛遐和周惠达分别担任。

毛周二人是关中贤士，积极储备粮食，制造武器，训练人马，成果斐然。

按照元修之前的约定，宇文泰不久便娶了冯翊长公主，于是再被任命为驸马都尉。

贺拔胜让秘书长元颍，当荆州执行官，镇守南阳，然后亲自率军开往关中，结果半路听说高欢西上的消息，便打算撤退，秘书崔谦说：“而今政府瓦解，主上流亡在外，你最好是加倍速度，日夜不停行军，到行宫朝见，然后与宇文泰齐心协力，用大义号召天下，谁都会一听到风声立即响应，如果放弃这个机会，向后退避，恐怕人心离散，失去机会，后悔不及。”

贺拔胜终于没能采纳，原路返回荆州，再度错失上进的机会，而高欢不久便让政府总监侯景，率军南下攻击荆州，荆州居民生擒驻防南阳的荆州执行官元颍，响应侯景，贺拔胜出军迎战，大败而回，不得已率数百骑兵投奔萧梁，在经过如此良机过后，却落得个败走敌国的惨淡下场，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高欢已放弃元修，所以西上追赶只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想把元修追回来，况且元修也必定不会再随他东下的，得知元修已到长安，很快就折回去了，让中央政府秘书长薛瑜，镇守刚夺到手的潼关，让薛绍宗当华州督导官，守卫城池，让高敖曹当豫州执行官。

高欢从晋阳出发之后，一连向元修呈递四十多次奏章，元修全不理会，等到高欢重返洛阳，已是本年10月份，再派和尚道荣，到长安呈递奏章，说：“陛下如果能从遥远的地方赐给我一道命令，允许仍回京师洛阳，我自当率文武百官清扫宫殿，恭候圣驾，如果返回正位的时间不能确定，则皇家七座祖庙，不能没有人主持祭祀，万国进贡不能没有人接受朝拜，我宁愿辜负陛下，不愿辜负国家。”

这道奏章显然就不是挽留的意思了，高欢要重新迎立一个皇帝。

当时元宏的孙子元亶，已以皇帝自居，出入一定戒严清街，高欢吸取拥护元修的教训，不再相信年长的家伙，于是转而拥护元亶的世子元善见。

10月17日，11岁的元善见在洛阳城东北登极称帝。

于是长安政府的元修和洛阳政府的元善见，同时并存，东西魏格局就此形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