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良性格儒雅，喜欢结交宾朋，儒家、佛家很多有识之士，都会聚在他的门下，他还在鸡笼山西郊的住宅里，开辟一个展览馆，专门收集历代的兵器和服装，又吸引了不少当世知名之士。

机要军事参议官范云、萧琛、任方，法务军事参议官王融，首都卫戍司令官东部指挥所幕僚长萧衍，镇西将军府人事官谢朓，步兵指挥官沈约，京畿卫戍区保荐的秀才陆垂——这些人都在文学上有很高的成就，是当朝的侥侥者，号称八友。

另外法务军事参议官柳恽、国立大学教授王僧孺、南徐州保荐的秀才江革、中央政府殿中助理官范缜、以及会稽人孔休源，也都是萧子良的好朋友，这些人的才华同样不容小视。

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发扬光大，所谓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也只有众人一起切磋，文化才有望不断上升新的层次。这些人不但在萧齐，在南北朝，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这么多优秀思想的激烈碰撞下，终于开创了一个比元嘉文学时代更繁荣的高峰。

萧琛是萧惠开的侄子，柳恽是柳元景的侄孙，王融是王僧达的孙子，萧衍是萧顺之（萧道成的族弟）的儿子，谢朓是谢述的孙子，沈约是沈璞的儿子，王僧孺是王雅的曾孙，范缜是范云的堂兄。

这么多人才各有其代表作和擅长的领域，其中尤其值得深入了解的是萧衍和范缜二人。

萧衍本年只有21岁，但做事有计划、有谋略，能文能武，王俭对他十分器重，征召他担任自己的幕僚长，并对身边的人说：“萧郎年过三十，一定贵不可言。”

萧衍也就是后来萧梁的开国皇帝，30岁以后当然真的贵不可言。

范缜的代表作是《神灭论》，矛头直指当时盛行的佛教。

萧子良本人笃信佛教，延请很多高僧谈论佛法，让佛教在长江以南得到快速扩张，有时还亲自为和尚端饭送水。

此时的萧子良已是宰相之尊，做这些事，在民间引起广泛的舆论，大家都认为他有失宰相的体统。

范缜更是屡次在萧子良面前表示世上没有佛，为何要做那么多无益处的事情。

萧子良不以为然，问他：“你不信因果报应，那么怎么解释富贵贫贱？”

范缜说：“人生在世，就像树上的花朵，被吹下枝头后随风飘荡，有的拂过竹帘锦幕，落到床褥之上，有的越过篱笆围墙，落到粪坑之中。落到床褥之上的，就像是你，而落到粪坑之中的，就像是我，贵贱自然是有很大差距，但因果报应却在何处？”

萧子良一时无法回答，范缜为了更详尽地解释，很快就写成了《神灭论》，论点清晰深刻，道理浅显易懂：形体是精神的本质，精神是形体的作用，精神与形体的关系，犹如锋利和刀刃的关系，从没听过刀刃已经消失，而锋利仍在，怎么可以相信形体已亡，而精神却单独存在。

此论一经提出，京师内外的佛教徒一片哗然，纷纷表示抨击，但却始终无法反驳。

太原人王琰特意写一篇文章来讽刺范缜说：“老天在上，范缜他竟然不知道他的祖先神灵在什么地方。”

范缜当即反驳他：“老天在上，王琰他知道祖先的神灵在什么地方，却不肯杀身以从。”

可想王琰看到范缜的回应之后，一定气炸了，可是到底没办法与之争辩，毕竟范缜揭露的乃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真理。

萧子良后来派王融劝范缜说：“以你美好的才华，何必担心做不到立法院主任立法官，却故意发表这种偏激荒谬的言论，真的十分可惜，应该把那些文章马上毁掉。”

范缜大笑说：“假如我范缜出卖我的言论去换取官职，我早干到中央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了，差点也是个副长官，岂只一个立法院主任立法官而已。”

文人都有倔强的小脾气，而只有这份倔强才配得上一个真正的文人。

一个合格的国家领袖，当然也要有自己的倔强，有自己的坚持和理想，才能带领国家步入更高的辉煌。

这就需要统治者足够强势，有足够的能力掌控全局，然后才有机会把自己的想法推广开来。

像司马衷、司马德宗之流必定是不能达到要求。

萧道成父子处在开国之初，个人能力也还可以，推行的一些举措符合国民的需求，效果比较显著。

论起个人能力，北魏的冯太后在整个南北朝时期都是鲜有人能匹敌的。

在男权的大背景下，冯太后这个“女流之辈”，凭借她高超的政治手段，独揽北魏朝政大权，让一众同行黯然失色。

冯太后的地位究竟有多尊贵，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问题。

萧齐骁骑将军刘瓒曾作为使节多次出访北魏，因长相标致，谈吐优雅，冯太后一眼便看上了，为表现东道主的热情好客，前后多次与刘瓒共度良宵。

刘瓒回国后不免炫耀自己的“威风”，而北魏国内更是一直传扬着冯太后的各种事迹，但冯太后显然对此并不在意，随便世人如何评论，丝毫不影响她在国内的统治地位。

圣人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此言得之。

学校里面总是有那种玩起来比谁都疯，可是一场考试下来，总能名列前茅的同学，往往让一起玩的“差学生”和默默苦读的“好学生”大跌眼镜直到怀疑人生。冯太后是少有的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同时也清楚自己该做什么的那种人，私生活方面当然是指前者，而由她挂帅在国内开展的种种变革，则是后者。

著名的孝文改革，前期即是由冯太后一手主持的。

这一改革并非像学生假期作业那样一次性下发，而更像是每天的课余作业的集合。

孝文改革的时间节点大致从483年12月9日禁止同姓结婚开始，一直到496年改姓“元”直至彻底汉化为止，前后十余年的改革历程，都赶上萧齐一半国运了，堪称浩大无比。

后期的迁都、改姓之类的大手笔，在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极罕见的，没有哪个种族像拓跋鲜卑那样完完全会地“放下身段”，全盘模仿另一个种族。

当然这一过程中，其实绝大多部分鲜卑人的内心都是拒绝的，只是被拓跋宏骗了一把，到最后半推半就地顺从而已——正是这种逆势而行的举动，把北魏推向分裂。

前期的改革就没那么大阻力，而且也算得上是大势所趋。

单就官员俸禄这件事，北魏从立国以来，官员都是义务打工者，没有任何报酬，显然这是不合理的，也是导致贪污受贿的最直接因素，毕竟不搞点灰色收入，大部分官员真是能饿死。

484年9月，拓跋宏下诏从次月也就是10月份起，开始实行俸禄制度，每季度发放一次。

相应的针对贪污受贿的惩治也更严格了，因为以前没有工资，中央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官员们潇洒，但今后有工资了，再有非法收入就不合适了。按照旧有法律，贪污10匹，或假借送礼馈赠等方式贪污20匹，会被处死，新法律的规定是假借送礼馈赠贪污一匹，或公然贪污不管多少，一律处死，由中央委派的钦差官员到各地调查地方首长，专门弹劾贪污。

因为现存的官员体系已经贪污了近一个世纪了，一时难以扭转这种气氛，新律颁布之初，仍有很多人违犯，而最终不出意外地被砍了头，其中最知名的人物就是秦益二州州督导官李洪之。

李洪之自以为是皇亲国戚，地位尊贵，发放俸禄以来，还是“不忘初衷”，依旧我行我素，然后如愿成为触犯新律的第一人，作为代表受到满朝文武的围观，拓跋宏下令把他加上脚镣手铐押回京师，由文武百官陪审，由拓跋宏亲自主审，一条条宣布罪状，最后念在他是高级官员的份上，允许他在家中自尽。

其他郡县长被指控贪污的，就没那么幸运了，前后40多人被绑赴刑场斩首。

血淋淋的教训在官员系统引起巨大的地震，他们都以为新法律不过也是小孩子过家家，万没想到如此真切。

关键时刻，过硬的法律才是抑恶的最有效手段。

485年正月10日，拓跋宏下诏禁止预言书的传播，凡是预言书一律焚烧，保有这种书的人，以死刑定罪，严厉禁止男巫女巫的出现，以及街头巷尾的卦摊等非儒家学派经典所记载的行径，以后官员们在闲瑕之余只管研读冯太后所著的《皇家训词》、《皇浩》。

同年10月，在监察院皇家监察官李安世的提议下，北魏政府经过半个月的研究，开始推行均田方案：

一、15岁以上的男子，每人分配给无树农田40亩，女子每人20亩，奴仆婢女，也一样配给；

二、农民如果有耕牛，每头牛加配农田30亩，但以四头牛为限；

三、如果是隔一年才能耕种一次的贫瘠土地，加两倍配给，如果隔两年才能耕一次的，加三倍配给，以供耕种和缴纳赋税的需要；

四、人民到了可以耕田的年龄，就配给土地，年纪太老，则不再配给，身死之后，土地缴回官府，对于奴仆、婢女、耕牛，所作的配给，看当时的情形，由官府决定收回或继续；

五、第一次获得土地的男子，每20亩土地应种桑50棵，即为桑田，这种桑田可以世代经营，身死之后，也不必缴回官府；

六、官府经常调查户口，对有盈余的农家，不再配给但也不收回土地，对生活困难的人家，依照法令定罪。

从486年正月1日起，拓跋宏主持元旦朝会时开始改穿汉人历代皇帝所穿的衮龙袍和冕旒帽。

同年2月13日，以宫廷图书馆长李冲的提议为蓝本，开始严格实行三长制，即：

一、五家设邻长、五邻设里长、五里设党长，全由乡民中有办事能力而又谨慎的人担任，三年之内，如果没有过失，则擢升一级；

二、邻长家免除一个人的差役，里长家免除两个人的差役，党长家免除三个人的差役；

三、关于田赋捐税，一户（即一对夫妇）缴丝一匹，谷米二石；

四、政府收入的丝绸中，十匹呈缴国库，二匹作为额外增加，三匹作为官员俸禄，此外还有临时征收；

五、80岁以上的人民，免除他一个儿子的差役，孤儿、孤老、残疾人、患病等穷苦不能自养的人，由三长轮流供养。

同年4月1日，北魏开始制定五等官服，以颜色予以分别：一等是朱色，二等是紫色，三等是浅红色，四等是绿色，五等是青色。

除了上述举措，还有很多内容，总之前期的改革让北魏国内风气大变，对于整顿吏治、改善民生这两项国家建设中最基础的工作颇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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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