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李卫东在那独自思索着什么，国企业并没有打扰李卫东，国企业知道，李卫东肯定是在为东北义勇军在筹算着什么，他们这样的部队，大多都是因为响应李卫东和马占山的拉起队伍抗战的，李卫东和马占山，已经在无形之中，成为了他们的领袖。
在鬼子经营多年的辽南地区，也有抗日的队伍，力量最大不超过一万人。事变不久，汉奸凌印清偕敌特仓冈和日伪军队数十人，到盘山县沙岭镇去招降辽南胡匪项青山、张海天，全部被项等诱杀。接着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刘景文等在辽阳、海城、营口、盘山、盖平、复县、辽中各地，纷纷组成抗日部队，与救国会联系。这一部分义勇军在南满一带，多次拆毁铁道，破坏交通，曾颠复敌寇兵车，攻占首山车站，烧毁海城大矢组敌军军草，在关门山击毙敌军支队长成泽直亮。邓铁梅、苗可秀在黄花甸子、尖山窑、龙王庙三角地段活动最久（苗支持到一九三四年六月），予敌伪扰害也最大。以后邓被敌人捕去杀害，苗亦被俘壮烈牺牲。
救国会曾拨付第二军区大批炸药、迫击炮、轻重机枪、电台等，由海上以木船运抵安东边境登陆，辽南各部队力量得以充实壮大，引起了日寇注意。日寇在解决马、苏各部以后，于一九三二年年底抽调多门、坂本、西义一等师团主力合以守备队、伪靖安游击队深入辽南各地，疯狂进攻。各部队立足不住，步兵化整为零，潜伏各地，骑兵则由李纯华率领，寻隙穿越辽西到达热河后（邓、苗原地应战，未来热），适值热河抗战发生，他们参加了建平、赤峰各地战斗，王子丰副司令负伤，部分溃散。他们又被何应钦派黎明前往分化，脱离了救国会。李纯华和孙殿英合流西退，到宁夏为gmD收编，所余不足千人。
一九三二年初救国会派工作同志黄宇宙去东北，历经沈阳、开原、铁岭、清源、抚顺、新宾、海龙、抚松、长白、辑安，临江、宽甸、桓仁各县，前后凡三次，以于芷山所部三个团为目标，进行策反，兼发动各县爱国志士，历尽艰险，几丧生命。当时唐聚五表示同情，但无决心。东边各县知识分子王育文、邹心达、包景华、英若愚、刘克俭等适亦在各县鼓动抗日，联络新宾警察大队长郭景珊、桓仁警察大队长兼五县剿匪司令张宗周、通化警察队孙秀岩等共同向唐会商起义。
正值黄宇宙第三次到桓仁，带去救国会第三军区委任状，并传达国内外对抗日的一切情况，于是决定先成立救国会辽宁分会，推唐聚五、黄宇宙、王育文、张宗周、郭景珊为常委，在委员会下设政治、军事两委员会，在军委会内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推唐为总司令，张宗周、孙秀岩，郭景珊、王凤阁、李春润、唐玉振为各路总指挥，王育文为政治部委员长。
四月廿一日在桓仁师范学校开抗日誓师大会，军民参加者万余人，朝鲜爱国人士很多参加，当即分头向各县宣传联络，声势所及，人心振奋，各县纷纷响应，大刀会、红枪会等均起而合作。其时敌伪主力正忙于应付吉、黑各部义勇军，命于芷山、邵本良、王殿忠、姜全我等伪靖安游击队分头向我军进攻。孙秀岩首向通化围击日警，*走日领事。廖逆弼臣（于部团长）伪降，乘机逃走。接着李春润在新宾（李三次攻守新宾，裹创血战，异常英勇），王凤阁在辉南、柳河，唐玉振、张宗周在宽甸，郭景珊在辑安、临江等地，分别和敌伪对抗，前后达八个月之久，各城市多次得而复失。唐部开办小兵工厂，发行军用票，但困难重重，救国会八月十日派康悦臣、石培基、秦喜霖携款万元前往慰劳，并协助工作。
日寇于十月初由吉、黑抽回兵力，向东边总攻，西路由千金寨向新宾，南路由凤城攻宽甸、太平哨，北路由海龙向辉南柳河，同时由朝鲜江岸攻向辑安、临江，配以大量飞机轰炸。我各路部队，节节溃退。十五日总部退抚松，廿六日唐聚五化装去平，其他将领除王凤阁外均先后进关，部队伤亡溃散，所余无几。一九三三年，李春润偕弟李子荣再返辽东，战死新宾。
辽北、热边、吉西各部，属于救国会第四、第五两军区范围，有宋国荣、金山好、包善一、魏国昌、吴家兴各路义勇军，他们在扰敌伪政.权秩序上，都起了一些作用。
当时东北各地，除了抗日武装力量之外，还有一批为地方豪绅所掌握的所谓民团、大团等反动武装，如辽阳刘仁堡民团、辽中北大会、铁岭大团等等。他们打着保境安民的幌子，实际上与敌伪沆瀣一气，为虎作伥；见日军就开门欢迎，见抗日军就闭门不纳，甚至加以袭击。他们都是东北人民的死敌。
东北义勇军在抗战期间，曾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和援助。全国报纸刊物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义勇军的抗战事迹，国内外各阶层人民源源不断地捐助大批的物资和款项。东北当地人民更为支持义勇军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群众自动帮助部队挖掘战壕，铁路工人昼夜不息，输送军队；车站上各方面支援的被服、食物和其他物资，堆积如山。
哈尔滨保卫战发生后，哈市市民协助守军赶筑巷战工事，捐助军用物资。苏炳文在海满宣布抗日，札赉诺尔矿工立即自动捐献工资，以助军饷；满洲里召开市民大会，附近各县和各蒙旗代表在海拉尔举行会议，表示支持。各地农民和青年学生参加各部义勇军，直接拿起武器抗击敌寇的，更难以胜数。这些事实，都充分表示东北和全国各地人民对义勇军的抗战所给予的巨大支持。
东北义勇军兴起之时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最高时（一九三二年夏）达三十万人上下，乃一经敌人进攻，便节节溃败。到一九三三年初，义勇军主要部分基本上都被敌军消灭，残灭部分如李春润、邓铁梅、苗可秀等到三四年七月以后，也完全被消灭。
日寇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对于东北武装抗日力量，除了使用武力之外，还没有施行那些以后用来对付东北抗日联军的保甲连坐、经济封锁、“三光”政策等残酷手段，而且当时在东北各战场活动的敌军也只有多门第二师团、坂本第六师团、西义一第八师团、广濑第十师团、松木第十四师团以及铁道守备队等，经常参加作战的兵力不过三万人；日寇所利用的伪军也不足三万人。
敌我兵力相比，固然装备训练我不如敌，而我在数量上则超过敌人两倍以上，主客形势和地理条件又都对我有利。乃仅历时年余，三十万人的武装力量竟全部失败。
其主要原因约不外下列三点：首先，东北义勇军是以旧军队为基础所组成的自发武装抗日力量，领导各部义勇军的都是一些旧军官，他们虽然在东北人民抗日浪潮的促使之下，为形势所迫，起而抗战，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大多数是落后的，他们对于抗日救国并没有信心。他们虽然一面抗战，但是一面仍然希望保存实力，静候国联制裁日寇。
马占山通电曾说：“明知势孤力薄，难支大厦”；苏炳文通电也说：“倘再坚持，势将同归于颈。这些话都表明他们的抗日思想是动摇的。各部之间，彼此观望，互不支援，也都是由于“徒损实力，无济于事”的保存实力的想法在作祟。他们的思想既然没有武装起来，他们的军事行动就不可能有政治灵魂，从而他们一遇到困难挫折，自然就不能坚持下去，甚至有人变节投降，作了汉奸。
义勇军的将领们因为在政治上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他们在军事上也是非常保守的。他们在当时环境之下，仍然墨守成规，袭用正规军的阵地战的战略战术，不知采取游击战争。因此，他们作战时，一经敌军迂回抄袭，顿即陷于包围，全线溃败。江桥战役和海满抗战的失败，即其显例。至于收编的胡匪，则在对敌作战时往往一仍其剽掠的惯技，更无战略战术之可言了。
其次，脱离群众也是东北义勇军遭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它是以旧军队为基础和大量收编胡匪所组成的，虽然也有不少农民和各阶层抗日群众参加，但是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人民的武装。一方面它是抗日的，另一方面，它又有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因此，它也就不能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甚至还脱离群众。
东北义勇军各部往往滥发空白委任状，滥收胡匪；有的委任贪官污吏，纵使搜刮人民，借机发财；还有部分军队纪律很坏，尤为东北人民所不满。旧奉军原来的纪律本已不够好，时有扰民情况，但是多少还能保持旧军队的纪律；至于收编的胡匪，更是纪律荡然了。例如李海青部进入大赉县城时，将商店抢光，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把农民的马匹全部牵走，见着行人就强换鞋帽，拿不走的东西丢弃满街，甚至还有强拉青年妇女成婚之事。后援会委任的义勇军司令武中原不去东北抗日，竟在北平前门外旅馆大卖委任状敛财。甚至还有义勇军到北平后，竟有在北新桥、东城一带进行抢劫的。因此，许多地方的群众，往往一听到义勇军要来，便坚壁清野，逃避一空。象这样严重脱离群众、危害群众利益的队伍，怎么能不失败呢？
最后，各部义勇军互相之间，不能团结一致，合力御侮，甚至互相掣肘，摩擦冲突，也是它的一个致命的失败因素。江桥之战，盯李、冯各部按兵不动；及至盯李、冯在哈尔滨和敌伪发生战斗，马也坐视不救。最后到苏炳文抗日的时候，已成了孤军奋斗的局面了。而吉林的义勇军刘万奎部在撤退途中竟把李杜的旅长马宪章击毙，王德林和自己的副司令孔宪荣不和，唐聚五和东边的将领闹意见，到北平后还公开地互相攻讦。辽南、辽西各部亦有自相火并、大鱼吃小鱼的互相残杀行动。
除了上述原因外，gmD政府不抵抗政策也是失败的主要因素。当时gmD政府如能出兵东北，坚决抗战，这三十万抗日部队一定能起很好的配合作用，其结果当不至如此。
轰轰烈烈的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虽然很快地失败了，但是，那是属于另一个时空的故事，这一次，李卫东来了，他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他要想尽办法，保留这支抗战力量，他要叫这些部队，成为淘佐罗领导的新编独立第一旅，一样的部队。
PS：求鲜花，谢谢大大们给力的鲜花，我还求。（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