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关于继承权的争端甚至是流血事件比比皆是。
扶苏本身有可能是出于维系秦帝国的和平局面，最终选择的是放弃自己原有权利的结局。
毕竟若是扶苏真的奋起反抗的话，不见得胡亥就能够在秦二世这个名号上坐一年半载的时间。
只不过若是扶苏真的选择反抗，先不说他能否夺回本身对于他而言，作为长子应得的东西，恐怕大秦帝国在陷入内战的时候，关东的六国余孽就迅速的蜂起反扑。
恐怕扶苏正好是看到这么一个结果，最终选择的是喝下毒酒自尽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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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夺取继承权利的事件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是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由当时的天策上将、唐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城（今陕西省西安市）大内皇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
在起兵反隋的过程中，李氏兄弟二人配合仍算默契，直到唐朝建立。
唐高祖李渊即位后，李建成为太子，常驻宫内处理事务，为文官集团代表。李世民为秦王，继续率领武将集团带兵出征，功劳也最大。
太子自知战功与威信皆不及世民，心有忌惮，就和弟弟齐王李元吉联合，一起排挤和陷害李世民；同时李世民集团亦不服太子，双方持续明争暗斗。
经过长期的斗争，李世民集团逐步占上风，控制了局面，最终李世民设计在玄武门杀死了自己的长兄皇太子李建成和三弟齐王李元吉，据传李世民逼迫其父唐高祖李渊立自己为新任皇太子，并继承皇帝位，是为唐太宗，年号贞观。
据《资治通鉴》记载：太子李建成性情松缓惰慢，喜欢饮酒，贪恋女色，爱打猎；高祖第四子、齐王李元吉，常有过错；二人均不受高祖宠爱。世民功勋名望日增，高祖常常有意让他取代建成为太子，建成心中不安，于是与元吉共同谋划，并答应元吉在自己即位以后，立他为皇太弟，所以元吉倒向大哥建成，为建成尽死效力，他们各自交结建立自己的党羽，组成******，一起排挤李世民。然而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曾怀疑关于建成、元吉的史料真实性。司马光认为：建成、元吉虽然是顽愚之人，既然被世民所杀，关于他们的记载，也很可能被史官渲染、污蔑。
秦王李世民一方也不甘示弱，随着李世民在外屡立战功，威望日高，李渊先后封他为司徒（三公之一）、尚书令（相当于宰相）、中书令（亦相当于宰相），乃至无可再封时，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天策上将之职授予他，位在诸王之上，在朝中的地位仅次于李渊和太子建成，且拥有众多支持者；秦王府内人才济济，与李世民的支持者们一起形成了秦王党，与******相抗衡。20世纪后，有很多历史学家怀疑高祖欲传位李世民、建成谋害李世民等传闻可能是李世民掌权后制造出来的，为的是使自己的政变和即位合法化。
这一点从一个记载可以作为佐证：
李渊晚年宠幸的嫔妃很多，生了滕王李元婴等近二十位小皇子，他们的母亲争相交结各位年长的皇子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曲意侍奉各位妃嫔，奉承献媚、贿赂、馈赠，无所不用，以求得皇帝的宠爱。
也有人说他们与张婕妤、尹德妃私通****，宫禁幽深神秘，此事无从证实。当时，太子东宫、各王公、妃主之家以及后宫妃嫔的亲属，在长安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而主管部门却不敢追究。世民住在承乾殿，元吉住在武德殿后院，他们的住处与皇帝寝宫、太子东宫之间日夜通行，不再有所限制。
太子与秦、齐二王出入皇帝寝宫，均乘马、携带刀弓杂物，彼此相遇只按家人行礼。太子所下达的令，秦、齐二王所下达的教和皇帝的诏敕并行，有关部门不知该听哪个的命令，只有按照收到的先后为准。李世民不去讨好诸位妃嫔，所以嫔妃们很生气，争相称赞李建成、李元吉而诋毁李世民。
李世民平定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以后，高祖让贵妃等几人到洛阳挑选隋朝宫女和收取仓库里的珍宝。贵妃等人私下向李世民索要宝物并为自己的亲戚求官，李世民回答道：“宝物都已经登记在册上报朝廷了，官位应当授予贤德有才能和有功劳的人。”没有答应她们的任何要求，因此妃嫔们更加恨他。
李世民因为淮安王李神通有功，拨给他几十顷田地。张婕妤的父亲通过张婕妤向高祖请求要这些田，高祖手写敕令将这些田赐给他，李神通因为秦王的教令在先，不让田。张婕妤向高祖告状道：“陛下敕赐给我父亲的田地，被秦王夺去了给了李神通。”高祖因此发怒，责备李世民说：“难道我的手敕不如你的教令吗？”
过了些天，高祖对左仆射裴寂说：“这孩子长期在外掌握军队，受书生们教唆，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儿子了。”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骄横跋扈，秦王府的官员杜如晦经过他的门前，尹阿鼠的几名家僮把杜如晦拽下马，揍了他一顿并打断了他一根手指，说道：“你是什么人，胆敢过我的门前不下马！”尹阿鼠怕世民告诉皇帝，先让尹德妃对皇帝说：“秦王的亲信欺侮我家人。”高祖又生气地责备李世民说：“我的妃嫔家都受你身边的人欺凌，何况是小老百姓！”世民反复为自己辩解，但高祖始终不相信他。
李世民每次在宫中侍奉高祖宴饮，面对诸位妃嫔，想起母亲太穆皇后死得早，没能看到高祖拥有天下，有时不免叹气流泪。（窦皇后死于公元613年，距离唐王朝建立还有一段时间。）
高祖看到后很不高兴。各位妃嫔趁机暗中一同诋毁李世民道：“天下幸好平安无事，陛下年寿已高，只适合娱乐娱乐，而秦王总是一个人流泪，这实际上是憎恨我们，陛下作古后，我们母子必定不为秦王所容，会被杀得一个不留！”因此相互对着流泪，并且说：“皇太子仁爱孝顺，陛下将我们托付给太子，必然能获得保全。”高祖也为此很伤心。从此高祖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对世民逐渐疏远，而对李建成、李元吉却日益亲密了。
从这一点的记载描述，李世民对于其父亲的妃妾并没有相应的恭敬之心，固然李世民是嫡子，但是从孝道的情况来看，李世民的行为明显不妥。
而从另一方面的情况来看，李世民不会不知道枕边风的威胁，而且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那就是伊德妃与张婕妤在玄武门之变之后不知所踪。
这两名女子的结局有着很多推测，有人说其在玄武门之变之后自杀，有人说其在玄武门之变之后被李渊逼迫自杀，还有人说她们改名换姓，成为了李世民的妾室……
若是最后一种说法属实，恐怕李世民的一些方面的历史描述，可谓歪曲荒谬至极。
……
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结下嫌隙以后，认为洛阳地势优越便利，担心总有一天会发生变故，打算离开京城保守此地，所以就让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派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领亲信王保等一千多人前往洛阳，暗中结交崤山以东的豪杰，等待事态变化，拿出大量的金银丝帛，任凭他们使用。李元吉告发张亮图谋不轨，张亮被交付法官考察验证。张亮从始至终一言不发，朝廷便释放了他，让他返回洛阳。
李建成在夜间召来李世民，与他饮酒，暗中在酒中下毒害他。李世民突然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搀扶着他返回西宫。高祖来到西宫，询问世民的病情，敕令李建成：“秦王向来不善于饮酒，从今以后，你不能够再与他在夜间饮酒。”
高祖因而对李世民说：“首先提出反隋的谋略，消灭敌雠，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我本打算立你为太子，你却坚决推辞。而且，李建成年纪最大，被立为太子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也不忍心夺去他的太子之位啊。我看你们兄弟似乎难以相容，一起住在京城里，肯定要发生纷争，我应当派你返回行台，留居洛阳，陕州以东的广大地区都归你主宰。我还要让你设置天子的旌旗，如汉朝梁孝王故事。”李世民哭泣着，以不愿意远离父皇膝下为由表示推辞。高祖说：“天下都是一家，东都和西都两地，路程很近，只要我想念你，便可动身前往，你不用烦恼悲伤。”
李世民准备出发的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一起商议说：“如果秦王到了洛阳，拥有了土地与军队，我们便再也不能控制他了。不如将他留在长安，这样他就只是一个匹夫而已，捉住他也就容易了。”
于是，他们暗中让好几个人以密封的奏章上奏高祖，声称：“秦王身边的人们得知秦王要前往洛阳，无不欢欣雀跃。看秦王的意向，恐怕他不会再回长安了。”他们还指使高祖宠信的官员以秦王去留的得失利弊来劝说高祖，高祖便改变了主意，秦王前往洛阳的事情又半途搁置了。
李建成、李元吉与后宫的嫔妃日夜不停地向高祖诬陷世民，高祖信以为真，便准备惩治李世民。陈叔达进谏说：“秦王为天下立下了巨大的功劳，是不能够废黜的。况且，他性情刚烈，倘若加以折辱贬斥，恐怕经受不住内心的忧伤愤怒，一旦染上难以预料的疾病，陛下后悔还来得及吗！”
于是，高祖才没有处罚李世民。元吉暗中请求杀掉秦王李世民，高祖说：“他立下了平定天下的功劳，而他犯罪的事实并不显著，用什么作为借口呢？”
李元吉道：“秦王刚刚平定东都洛阳的时候，观望形势，不肯返回，散发钱财丝帛，以便树立个人的恩德，又违背陛下的敕命，不是谋反又是什么！只应该赶紧将他杀掉，何必担心找不到借口！”高祖不答应。
从玄武门之变的最直接诱因来看，李世民算是“正当防卫”般发动玄武门之变。
然而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李建成邀请李世民饮酒，会蠢到在自己的地盘上下毒而落人口实？
很明显，就算是李建成本身有这么一个能耐，能够让人在李世民时候无法处置他，但是在很多方面而言，这样的一种做法无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若是以李建成能够与后宫嫔妃打好关系的手段而言，他不可能犯这种愚蠢的错误。
而也许正如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的时候描述的那样，在历史上同样遗留下擅自改动起居注的李世民，自然而然的修改史书记载，也不算是什么不可能的怪事。
在古代，皇帝是无权干涉“起居注”的。这属于当时历史的重要资料，记载着君主每天的起居言行，其名称叫做“起居注”。这项工作由吏官来负责，他们神圣原则就是秉公执笔，不虚美，不隐恶，吏官的这一特殊权利决定了他们特殊的地位。历来帝王都不过目起居注，以保证吏官无所顾忌地执行自己的职责。那么，唐太宗为何想起来要看看起居注，是不是自己做事心虚呢？
贞观十六年，太宗突然想起要看看起居注，遭到了大臣们的劝阻，因为从未听闻帝王关注起居注的。可是太宗心存疑虑，当吏官说到善恶皆记时，更是激起了他看看起居注的欲望。可又碍于面子，实在想不出特别好的办法来，于是将这件事搁浅，没有看成。
时隔一年后，李世民坚持以看看起居注，可知前日之恶，可以律己为借口，依然遭到了诸贤良之臣的劝阻。但太宗这次态度非常强硬，非要看起居注不可，房玄龄不得不将“起居注”删为“实录”给他看。唐太宗就是这样开了一个恶劣的先河，破坏了长期形成的良好制度。吏官的“载笔天下，不敢不记”的神圣职责训言，顺其自然的转为“笔下有情”了，见祸不避能有几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