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闪电划过夜空，明亮而又短促，恰如庆历新政。
以笔者之见，中国真正的变法，始于北宋，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至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四十二年间，先有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后有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这是真正的变法。笔者在此不惮语病之嫌，连用两个“真正的”，何解？用王安石的话说就是：“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请特别注意“泽不加于百姓者”这七个字！笔者以为，一切的改革变法，如果不能像孟子指出的那样，对天下老百姓有利，对他们的吃住穿用、教育医疗以及活养死葬有利，一句话，对他们过上有尊严的好日子有利，反而只想着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甚至于要称霸世界，那就绝对不是真正的变法。正是从这一点说，北宋的两次变法虽然都以悲剧结束，但它们兼顾民利，泽被百姓，确乎是一种有别前代的真正的变法。纵观前史，一个朝代有两次重大变法，只有宋朝；而且就发生在不足半个世纪之内，绝对是世界纪录；一个帝王亲自主持或者策划两次变法，到目前为止，全球也只有中国皇帝宋仁宗赵祯一人而已。宋仁宗是一位不负人类历史的另类皇帝。
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自视甚高，眼里没有平头百姓自不必说，便是历代帝王，可入其法眼者不过其三，一是他的爷爷康熙皇帝，二是唐太宗李世民，第三就是宋仁宗赵祯。他都钦佩宋仁宗什么呢？没细说。笔者来替他说，当然，价值观不同，笔者说的，老乾隆未必认同。
王安石在上引那封《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是这样夸顶头上司的：
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
这个评价有无言过其实的讨好嫌疑？有是有点，但大略符合事实，不能算作谄言。下面，笔者通过一些史载故事，诠注一下王安石老先生对宋仁宗的评语。
作为一个想有建树的皇帝，“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这种勤政劲头是必须的，是应该的，不算稀奇。笔者最看重的不是这个，早前说过，大宋朝之伟大，在于尊崇并重用知识分子，以为国策。而开国皇帝赵太祖之后，宋仁宗是力行此一国策最好的皇帝。他对文官、文士之尊崇，之重用，之体恤，之宽容，可以说是前不见古帝，后不见来帝，流传后世的佳话之多，也可谓空前绝后。下面试举几例。
“唐宋八大家”，一门占三席，这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没上吉尼斯纪录实在冤枉。然而，要不是宋仁宗，苏辙得早早掉脑袋，父兄得跟上受株连，“唐宋八大家”就成了没影的事。且说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兄弟俩一起参加“高考”。年轻气盛的苏辙一时犯倔，在试卷里写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是：我在路上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这让阅卷官大惊失色，这不是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吗？立马报告宋仁宗，要求严加治罪。你猜人家宋仁宗怎么着，极其淡定地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选拔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考生，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一句话成就了“一门三学士”和“唐宋八大家”。
或者说，苏辙太有才了，故仁宗爱才心切，网开一面，下不为例。那么再听一个故事。还是个四川读书人，普通得可以忽略其名，有一天他也犯傻，作了一首诗献给成都太守，内中有这样两句：“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有这样的意思：太守大人，你完全可以在大西南搞个独立王国呢。成都太守一看，吓得灵魂出窍，好你个大胆逆贼，你是想让我身败名裂、夷灭九族呀！当即把此人捆绑结实，派得力手下押送京城，请朝廷制裁，以明心迹。这要按封建律条，“谋大逆”是重罪中的重罪，其惨烈血腥之后果可想而知。你猜人家宋仁宗又怎么着，还是极其淡定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嗨，这是老秀才急于想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么能治罪呢？不如就给他个官做做吧。于是，这个书生反而因祸得福，平白搞了个司户参军当当。
还有个故事更富传奇而浪漫的色彩。中国谁不知道柳永？文学史上写青楼歌词的著名高手！可谁知道，这也是人家宋仁宗成全的。年轻的柳永赴京赶考，两次都名落孙山，不免郁闷之极，于是随手写下《鹤冲天》，以遣牢骚，其末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佳句啊佳句！一时广为流传。连宋仁宗都知道了，心里有点不悦，佳句固然是佳句，可一个年轻书生怎么会如此消极不争呢？所以，当柳永第三次应考时，虽然考官录取了他，但在仁宗这儿有点耽搁，他御笔一挥，从即将发放的金榜上划掉了柳永的名字，说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此处，也有仁宗不是，四川逆诗作者尚可给官，何必断送柳永前程？一句文人的牢骚嘛。好在这个柳永想得开，不让老子进朝堂，咱也自有去处，干脆一头扎进青楼柳巷，当个红灯区的“专业作家”，就写花词赚银子，而且大胆调侃说，咱这是“奉旨填词”，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这么吆喝可有点大犯忌讳，假传圣旨是欺君大罪，闹不好是要掉脑袋的。估摸这事儿宋仁宗不会听不到，可结果屁事没有，生生成就了一位文坛大词家。
一般说，谏官都是正直敢言的文官，级别未见其高而耿介大有传承。皇帝与谏官的关系如何，颇显君王成色。那么，且看仁宗成色如何。包拯做监察工作期间，遇到这样一件事。仁宗有个宠妃张贵妃，她的伯父名叫张尧佐，大沾其光，不仅出掌三司使（约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还想着更大的权力。为此，众官合力弹劾之，并与仁宗在朝堂上争论不休。包拯更是态度激烈，滔滔不绝，坚持必须拿掉张尧佐三司使的职务。据说唾沫星子直溅得仁宗一头一脸。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为难地提了个变通法，要不让他去外地当节度使？不料包黑子不依不饶，而且态度更加强硬。仁宗脸上有点挂不住了，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包拯即刻顶回：“太祖、太宗皆曾为之，节度使恐非粗官。”仁宗一时无语，拂袖回了后宫，倒把一肚子火气冲向张贵妃：“你就知道为你伯父要官，可你知道不，朕要面对的是包拯吗？”有人感慨了，说：纵然是一代明君李世民，明知魏征说得对，可那个吵吵劲儿，也真让人受不了他，差点让李皇帝宰了他。
还有一个从谏如流的故事。夏竦去世后，宋仁宗想给他个体面的谥号“文正”，不管怎么说，此人长期以来为朕分忧，两度担任枢密使，西北有事时，又出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虽说军功不著，也有一番苦劳不是？另外，文才不错，著作等身，留有文集百卷、《策论》十三卷、《笺奏》三卷、《古文四声韵》五卷、《声韵图》一卷等。再者说了，人都死了，虚赐一个像样点的谥号也不算多大个事。但是，负责考核的官员刘原父挺较真，说：“皇上，这不行。定谥号，这可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你先入为主这是侵权；再说了，我们认真调研过了，夏竦还真有点不够格。”这时，司马光也上书道不然：“文正”这个谥号呀，门槛太高，夏竦真不合适……面对这么一个意料之外的局面，仁宗皇帝也只好哈哈一笑，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庄”。想想也是，只有范仲淹这样的千古名臣才配谥“文正”呢！这事记在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
宋仁宗不但喜欢谏臣，不记恨谏臣，还能保护谏臣。宋人朱弁的《曲洧旧闻》里载有一个生动故事。某日退朝后，仁宗回到寝宫，直嚷头痒难受。内侍传来专门梳头的女官，忙为仁宗服务。女官看到皇上怀里还抱着文书，就问什么公事这样急。仁宗说：“最近老天下雨不止，频示异象，朝中谏官认为是宫中阴气太盛所致，故上书让裁减嫔妃侍女。”女官恃宠惯了，不屑地说：“这些个宰相、御史，自家多养着歌姬舞女，即使普通官员，只要混得可以，也大多如此。皇上身边才几个人呀，他们反倒大喊什么‘阴气太盛’，也太过分了吧。”仁宗听了没吭气。女官又问：“皇上，你真听他们这个建议吗？”仁宗说：“谏官的建议，说得对，哪能不执行！”这女官就假装赌气地说：“皇上一定要办的话，就先把奴家裁掉吧。”仁宗当即站起身，让掌管后宫名册的内侍过来，立马将梳头女官以下共三十人裁掉，尽快携带私人物品从内东门出宫。事后，皇后始终不敢动问原因，直到饭后喝茶，才小心翼翼地问道：“皇上，梳头女官是你平日最为恩幸的人，为何第一个就把她裁减出宫？”仁宗说：“她居然要朕不接受谏官的建议，能把她留在左右吗？”
除了珍爱文臣、文士，笔者以为宋仁宗另类于寻常帝王之处，还在于他富于人性、人情味儿，时时可以显示出自己是个活生生的凡人。
有一次，宋仁宗在宫中散步，时不时地老回头看，随从们均不解其意。回到寝宫，仁宗急对嫔妃喊道，朕渴坏了，快倒水来。皇后觉得奇怪，问仁宗，你在哪里不能喝呀，怎么会渴成这样？仁宗说，朕回头看了好几回，他们确实没准备水壶，如果朕要水喝，回头肯定有人要被处罚的！何必为这种小事害他们呢？
还有一次，时值初秋，一位官员献上时鲜蛤蜊。仁宗问：“你从哪里弄来的？”那位官员说：“是臣从远道买来的。”仁宗又问：“要多少钱？”那位官员说：“每枚一千钱，共二十八枚。”仁宗说：“朕平常是怎么告诫你们的？一定要节俭。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两万八千钱，朕不吃！”
有天深夜，仁宗处理政务，又累又饿，忽然很想吃一碗“羊肉热汤”，但他硬是忍着没有说出来。第二天说闲话告知了皇后，皇后一听就心疼地说：“陛下日夜操劳，龙体最贵重，一碗羊肉汤算什么呀，一句话的事！”仁宗对皇后说：“咦，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你想呀，朕一索取，他们肯定当成惯例，夜夜给你进羊肉汤，你吃不下不说，御厨夜夜宰杀，一年要杀生几何？于心何忍？朕倒宁愿忍一时之饿。”
皇帝乃九五之尊，乾纲独断，为所欲为，做甚也是没商量。你听说过皇上与臣下像老朋友似的讨论女色问题吗？宋仁宗确有其事。谏官王素正派无私，有天单独见驾，就劝年轻的仁宗千万不要贪恋女色，贻误国事。仁宗回答说：“你不说朕还忘了，近日，你猜王德用①怎么着，还真给朕送来几个美女，如今就在宫中，挺可人的。你说怎么办？”
王素想了想说：“看来臣今日进谏，正在时机，陛下务必不能留下她们！”
仁宗听了，面有难色，思忖良久，还是下了决心，命令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三百贯，马上送她们离宫，办好后务要回报朕。”
王素倒有点不忍，说：“陛下，你做得对，可也不必如此匆忙，女子既然进了宫，暂留一段时间也未尝不可呀。”
仁宗忽然湿了眼圈，说：“朕虽为帝王，可也和寻常百姓一样有感情，将她们留久了，难免日久生情，再打发哪里就忍心啊！”
这就是宋仁宗，一个理解士君子情结和人性美的绝无仅有的封建帝王。那么，由他来提议并支持一场史无前例的“民主”改革，完全是他的独特个性使然。当然，客观形势所逼也是最重要的外在因素。
宋仁宗赵祯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五岁封庆国公，九岁立为太子，十三岁承继大统，二十岁亲政，面前是一个边患多发、国库空虚的烂摊子。更有内乱频发：沂州（今山东临沂）士卒王伦率众起事；张海和郭邈山在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南）起事。令仁宗吃惊的是，这些起事人马所到州县，本朝官吏或作鸟兽散，或以兵甲为礼迎合之，略无战守功业。内忧外患，使得仁宗皇帝感受到了皇权危机，形势之严峻，恰如当时名臣宋祁所言。《宋史·宋祁传》中记载，宋祁看到陕西用兵，调费日蹙，遂上疏言事曰：
兵以食为本，食以货为资，圣人一天下之具也。今左藏无积年之镪，太仓无三岁之粟，南方冶铜匮而不发。承平如此，已自凋困，良由取之既殚、用之无度也。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财。财穷用褊，而欲兴师远事，诚无谋矣。能去三冗、节三费，专备西北之屯，可旷然高枕矣。
何谓三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为国。请断自今，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旧，其他悉罢还为民，可得耕夫织妇五十余万人，一冗去矣。天下厢军不择孱小尪弱而悉刺之，才图供役，本不知兵，又且月支廪粮，岁费库帛，数口之家，不能自庇，多去而为盗贼，虽广募之，无益也。其已在籍者请勿论，其他悉驱之南亩，又得力耕者数十万，二冗去矣。国家郡县，素有定官，譬以十人为额，常以十二加之，即迁代、罪谪，随取之而有。今一官未阙，群起而逐之，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吏何得不苟进，官何得不滥除？请诏三班审官院内诸司、流内铨明立限员，以为定法。其门荫、流外、贡举等科，实置选限，稍务择人，俟有阙官，计员补吏，三冗去矣。
何谓三费？一曰道场斋醮，无有虚日，且百司供亿，至不可赀计。彼皆以祝帝寿、奉先烈、祈民福为名，臣愚以为此主者为欺盗之计尔。陛下事天地、宗庙、社稷、百神，牺牲玉帛，使有司端委奉之、岁时荐之，足以竦明德、介多福矣，何必希屑屑之报哉？则一费节矣。二曰京师寺观，或多设徒卒，添置官府，衣粮率三倍他处。居大屋高庑，不徭不役，坐蠹齐民，其尤者也。而又自募民财，营建祠庙，虽曰不费官帑，然国与民一也，舍国取民，其伤一焉，请罢去之，则二费节矣。三曰使相节度，不隶藩要。夫节相之建，或当边镇，或临师屯，公用之设，劳众而飨宾也。今大臣罢黜，率叨恩除，坐靡邦用，莫此为甚。请自今地非边要、州无师屯者，不得建节度；已带节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师，则三费节矣。
臣又闻之，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陛下能躬服至俭，风示四方，衣服起居，无逾旧规，后宫锦绣珠玉，不得妄费，则天下响应，民业日丰，人心不摇，师役可举，风行电照，饮马西河。蠢尔戎首，在吾掌中矣！
“三冗”“三费”问题，的确是北宋进入中期以后最头疼的社全问题，有目共睹，智者共识。青年范仲淹于此早有关切与建言，并一直在思谋解决之道。宋仁宗少即聪慧多思，面对老爸这份“三冗”“三费”的遗产，心下也是着急得很，立志要改革求变。他在亲政前，就发现范仲淹是个罕见奇才，颇堪大用，对这位长自己二十一岁的臣下以师礼敬之。尤其是范仲淹为自己亲政的事甘冒风险，据理力争，严遭贬谪，更是感佩难忘。亲政之后，本想重用范仲淹，怎奈太后垂帘，老臣挚肘，诸事不顺，更有西夏犯边，一直也就没个合适机会。再说了，这范先生也太过耿直，遇事绝不转弯，有时候你还真不好回护他，只好暗中予以关照，虽做了贬官，也让他有点“薄责落善地”“谪官却得神仙境”的感想，知道我宋仁宗不会忘了他，还会重用他。现在西事略缓，老臣凋零，而范、韩名望日隆，欲建中兴伟业，不起用范仲淹更待何时！
你别说，宋仁宗掐把得还真准，此时意欲变法，厉行新政，舍范仲淹担纲扛鼎而外，真是别无最善。如果说，范仲淹连遭三贬之后，以其道德文章和不畏权势、刚正磊落的风骨，已然成为当时士大夫和天下士子心目中的楷模人物的话，那么，当下这位文武双全的沙场英雄，年过半百而愈显德高望重，则赫赫然成了北宋朝堂的灵魂人物，成了史上一个最大的庙堂士君子群的核心人物，甚至成了一代世风的缔造者。伟大如苏东坡，以未能拜识生前的范仲淹引为终身之憾，且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评说，范仲淹影响所及，“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六一居士集叙》）后世学人任友龙在《澧州范文正公读书堂记》中也这样说：“问学精勤，立大志于穷约者，莫如范公；名节不屈，成大勋于显用者，亦莫如范公。学者所宜宗师。”
宋仁宗既然认准了范仲淹，决心起用他实行变法，就得很快把他从前方调回来，这好办，已经下了诏令。同时，他还想着实地为范仲淹再做点什么事，创造些有利条件，做什么呢？……正在此时，监察御史孙沔题本弹劾宰相吕夷简，此奏属重磅炸弹，有点影响，不妨在此一录：
自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及以使相出镇许昌，乃荐王随、陈尧叟代己。才庸负重，谋议不协，忿争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寝废。又以张士逊冠台席，士逊本乏远识，至隳国事。盖夷简不进贤为社稷远图，但引不若己者为自固之计，欲使陛下知辅相之位非己不可，冀复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简还，自大名入秉朝政，于兹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西州将帅累以败闻，契丹无厌，乘此求赂。兵歼货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变易，士民怨嗟，隆盛之基，忽至于此。今夷简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药，亲写德音，乃谓“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义士传闻诏语，有泣下者。夷简在中书二十年，三冠辅相，所言无不听，所请无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为陛下报？天下皆称贤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毁之也；皆谓邪而陛下不知者，朋党蔽之也。比契丹复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纪纲，修废坠，选贤任能，节用养兵，则景德、祥符之风，复见于今矣。若恬然不顾，遂以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复救。而夷简意谓四方已宁，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无一言启沃上心，别白贤不肖，虽尽南山之竹，不足书其罪也。
宋仁宗明知范仲淹胸襟远大，对吕夷简并不记挂私怨，但毕竟道不同难与谋，将来共事是个问题。但他禀性仁慈，尽管吕夷简已经以年老多病为由提出辞职，他就是对这个乖巧顺从的老臣下不了手。可巧此时孙沔一奏，耸动朝堂，吕夷简更是坚决不干了，宋仁宗也就顺势放手，任晏殊、章得象为相。同时，擢杜衍为枢密使，富弼为枢密副使。这样，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二把手，都成了赞赏和支持范仲淹的师友同道；章得象虽然史称“无所建明”，平庸一点，但绝对是个忠厚人。宋仁宗继续做好事，又特任欧阳修、蔡襄、王素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时称“四谏”，亦誉称“四贤”。这些人当年在“百官图事件”中，可都是“舍命陪君子”的人物，大都与范仲淹共进退。尤其蔡襄那五首《四贤一不肖诗》诗，赞誉范、余、尹、欧阳四人而讽刺高若讷，一时京城洛阳纸贵，士人争相传抄，书贩大获红利，连辽国使者都偷偷买了一本，回国张贴在幽州（今北京市西南）的馆舍里。对于富弼此人，前文书中交代不多，在此必须补叙一下，他和欧阳修可是庆历新政中范仲淹的左膀右臂呢。
笔者寻访青州时，进过那里的三贤祠，一排三大间厅堂，正厅供着范仲淹，右为欧阳修，左为富弼，是为三贤。昔为名臣，今成神仙，香烟缭绕中令人不禁思接千载。范仲淹与富弼的渊源要深点，范仲淹在兴化修捍海堤坝时，二十岁的富弼就前去拜访。范仲淹奇其禀赋之高，誉为“王佐之才”，遂定师友忘年交。范仲淹主持应天书院教务时，富弼即为在校生，其间，还成就了富弼的好姻缘。《邵氏闻见录》载：“一日，晏（殊）谓范（仲淹）曰：‘吾一女及笄，仗君为我择婿。’范曰：‘监中（应天书院）有二举子，富皋、张为善①，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辅，并可婿也。’晏曰：‘然则孰优？’范曰：‘富修谨，张疏俊。’晏曰：‘唯。’即取富皋为婿，后改名，即富公弼也。为善后亦更名方平云。”当然，富弼一生追随范仲淹，并不在乎这种世俗关系，君子之交，唯道也。他对范仲淹的感情有多深，可以从后来所作《祭范文正公文》中看出来：
某昔初冠，识公海陵。顾我誉我，谓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气殊息，同心异体。始未闻道，公实告之。未知学文，公实教之。肇复制举，我惮大科，公实激之。既举而仕，政则未谕，公实饰之。公在内史，我陪密幄，得同四辅之仪；公抚陕西，我抚河北，又分三面之寄。公既罢去，我亦随逝。从古罪人，以干魑魅。公我明时，咸得善地。自此蛊孽，毁訾如沸。必置其死，以快其志。公云圣贤，鲜不如是。出处以道，俯仰无愧。彼奸伊何，其若天意？我闻公说，释然以宁。既而呶呶，果不复行。于是相勖以忠，相劝以义。报主之心，死而后已。
可以想见，“一气殊息，同心异体”，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似的，这还不算铁哥们儿？现在富弼做了枢密副使，即中央军委副主席①，这对即将统领改革大计的范仲淹意味着什么？再加上另一位患难与共的铁哥们儿欧阳修，还有比这更为得力的搭档和帮手吗？再加上范仲淹的老师友晏殊、杜衍贵为军政首脑，余靖、蔡襄把守监察要津，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着范仲淹、韩琦二位回来就职。这简直就是一个超豪华的明星组合啊！如此看来，宋仁宗这个好事真算做到家啦！
就在宋仁宗优化整合之初，还有一个小插曲，不但很有意思，而且事关重大，重大到关乎变法成败。是这么回事：先是，宋仁宗想把西北前线的正副统帅一并委用，夏竦任枢密使，范仲淹、韩琦任枢密副使。可令仁宗皇帝没想到的是，夏竦这个人选，竟然遭到新任台谏官们的一致反对。谏官欧阳修、余靖和御史中丞王拱辰等，认为夏竦在西北前线期间，平庸怯懦，毫无建树，而且“世以为奸邪”，诡计多端，不可重用。仁宗还是有点游移，心说：朕都下诏叫人家回来“面圣”了，再把人家打发回去，这不好吧？但又连续收到不少反对夏竦入京的奏疏，真有点朝议汹汹的架势，仁宗这才不得不下定决心，重新下诏以杜衍取代夏竦，担任了举足轻重的“中央军委主席”——大宋枢密院正卿枢密使。而夏竦好事一夜翻盘，只好继续留在蔡州当地方官，心头这个恨哪可算入了骨啦！在这一重大人事变动中，新任谏官发挥了关键作用，将一个可能的“害群之马”排除在外，成就了一个理想的“明星组合”，为庆历新政打下了可靠的组织基础。但事情往往就是祸福相依，拿掉夏竦固然好，却也就此埋下了一个重磅定时炸弹。后来，正是这位连煮熟的鸭子也吃不上的夏竦，恼羞成怒，一变而成为最可怕的反对派首领，采用“模仿笔迹”“伪造诏书”等一系列最卑劣、最阴毒的手段，陷庆历新政于困境与绝路。此事留待后面细说。
且说宋仁宗庆历三年（104）的春天，京都汴梁城中阳光灿烂，繁花似锦，百鸟争喧，气氛祥和、温馨而充满美好的期待。朝野上下都期待着一睹归来的沙场功臣范仲淹、韩琦，期待他们就职履新，将皇帝构想的变法蓝图变成现实，带来大宋中兴的好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