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老年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对自己一生的评说。令人深思并耐人琢磨的是，苏轼一生经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官至正三品，头顶翰林学士、端明殿侍读学士、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荣名，自己对此却视若无有，倒把浸透血泪的三贬生涯奉为平生功业。这一种悲壮的调侃或非调侃，味道太深长！君不见：黄州自有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惠州修有东、西新桥，筑有西湖长堤，引蒲涧山泉入广州，更有一百六十首诗词和数十篇散文歌咏扬名后世。儋州更不用说了，写作诗歌一百七十余首，各类文章一百六十余篇，改定《易传》《论语说》共十四卷，新写《书传》十三卷、《志林》五卷等；同时，开学堂，办书院，育后学，开儋州一代学风……正如他所说：三贬之后，“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一个“被隐逸者”能够如此不废剑胆，琴心永驻，夫复何求？
前文书中提过，苏轼比范仲淹小四十八岁。他可是衷心崇拜范仲淹的“铁粉儿”，未能见到活着的范仲淹，因而遗憾地说：“而公独不见，以为平生之恨。”可以想见，他虽然未能亲拜范仲淹门下，但范仲淹一生行状，尤其是三贬行状，必定是他赞叹并仿效的范本。反过来说，从苏轼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中，也一定可找到范仲淹“被隐逸”后的心路历程和悲壮作为。于是，笔者便有了这样的考察线索：问范公平生功业，睦州、饶州、邓州。如此，虽难得他一生全貌，但总可管窥作为“被隐逸者”范仲淹的一副剑胆琴心。
这里先说“睦州风光”，不是说睦州的自然风光，是要说范仲淹的睦州风光。
睦州创设于隋文帝仁寿三年（60），至北宋时，距京城汴梁三千多里路，属于边远州郡。所以，从唐代开始，这里就成了安置被贬官员——“被隐逸者”的好去处。仅唐代著名的人物就有：辅佐唐玄宗登上帝位的尚书左丞相刘幽求；与姚崇联手开创“开元盛世”的名相宋璟；以《封禅书》闻世，与杜甫交好的名相房琯；长于五言，自称“五言长城”的大诗人刘长卿；与李商隐齐名，时人称为“小杜”的晚唐大家杜牧等，都在睦州“被隐逸”过。科举正兴的唐代官员大多都是高才文士，无不写有文赋诗章。他们在睦州都写过什么？最有名的可能就是小杜的五律《睦州四韵》了。
州在钓台边，溪山实可怜。
有家皆掩映，无处不潺湲。
好树鸣幽鸟，晴楼入野烟。
残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杜牧在睦州做刺史两年，几首钓台诗中以此首为最，后世认定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依笔者看，全诗写得有点落漠、悲凉，过于小我，尤其最后两句，堂堂士君子，就那么一下子被残春和薄酒打倒，端的少了几分阳刚豪气。同样是个“被隐逸者”，再看睦州范仲淹，那可就高到别一层次了。
对范仲淹来说，睦州之贬，是为二贬，而且这一贬，格外地蒙羞受辱，是让人家“钦差”催着、押着赶出京城的，是在家家团圆庆新春的大正月里被赶出来的，是全家老小一个不留地被赶出京城的。放在别人头上，这个打击就足可令人万念俱灰，一蹶不振。范仲淹呢？凛凛然一道《睦州谢上表》，照样指点朝政，说古论今，既为纲常大礼，更为万民福祉，士君子气十足。前文书中已作引述，这里不再重复。还有一首五律《谪守睦州作》，在此欣赏一下：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
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
铜虎恩犹厚，鲈鱼味复佳。
圣明何以报，没齿愿无邪。
请特别注意“鲈鱼味复佳”一句。何以抗击异乎寻常的官场打压、庙堂羞辱？唯有“鲈鱼味复佳”。范仲淹在所作睦州诗文中，多次用到“鲈鱼”这个意象，后面还要提及。在这里，范仲淹的“鲈鱼情结”，就是中国士君子传统的“琴心情结”“渔父情结”，就是那个用以对抗“邦无道”的帝王文化的士君子情结，“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晋书·张翰传》说传主“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其实，在范仲淹之前之后，以“鲈鱼”入诗的名句多了：白居易《偶吟》：“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元稹《酬友封话旧叙怀十二韵》：“莼菜银丝嫩，鲈鱼雪片肥。”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雨来莼菜流船滑，春后鲈鱼坠钓肥。”欧阳修：“清词不逊江东名，怆楚归隐言难明。思乡忽从秋风起，白蚬莼菜脍鲈羹。”陆游《秋晚杂兴》：“今年菰菜尝新晚，正与鲈鱼一并来。”辛弃疾的《水龙吟》：“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鲈鱼带来的是悠闲、舒适和美好的民间生活，远离庙堂喧嚣，充满人性的自由流淌，是中国文人灵魂永驻的港湾和天堂。此时，范仲淹的凭持就是：我自有“鲈鱼味复佳”的另一方天地接纳我，远离你庙堂怕什么？
范仲淹带着全家，由京城出发东南行，是沿着一条什么样的路线出行的，今天已不可详考，但是，乘着“公共客船”沿淮河走过一段水路是肯定无疑的，有《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三首》诗为证。当时，淮河是京城通往安徽、江苏再转东南各地的黄金水道。淮河，古称淮水，与长江、黄河和济水并称“四渎”，现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它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主峰太白顶西北侧河谷，干流流经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南宋绍熙年间以前，它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现在看这三首诗。
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
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
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
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妻子休相咎，劳生险自多。
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
一棹危於叶，傍观亦损神。
他时在平地，无忽险中人。
以常理设想，一个遭贬京官必定心灰意冷，携家去前途难卜的边远谪所，正在心里七上八下没有着落，途中却又遭受江河之险，吉凶不知，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再遇顶头风，真是倒霉透顶，晦气到家了！还有心情作诗吗？又能作出怎样的诗？这么一比较，可就突显出范仲淹的不寻常了。他这位大贬官，此时不仅饶有兴趣地能作诗，而且作出来的哪儿像贬官诗？倒像一个优游江湖的自由派文人在随意遣兴，不过有点多愁善感而已。当朝圣上宋仁宗，当然比楚怀王、楚襄王仁义多了，臣民们谁也不会像屈大夫那样去轻生。本人忠义为本行端品正，还怕什么样的人生风波呀。就说眼前这场淮上风险有什么好怕的，转眼就会没事，你看斜阳正好，回头咱们还要品酒听渔歌呢。我说夫人哪，别抱怨了，劳碌人生自会有风险。你看同船这些商贾们，他们又没有做错什么，不也跟咱们一样担惊受怕吗？这样的险境也真叫人揪心，又不禁令人感悟：自己平安时，可别忘了那些处在危难中的人们啊！
按照那时的车船速度，赴睦州三千里贬官路，范仲淹一家走了三个月左右。对于范仲淹来说，要命的淮上风浪尚且等闲视之，此后进入春光明媚的江南大地，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他诗兴未减，灵感大发，以“顶真”的修辞手法和艺术形式，平生第一次写出了五言绝句组诗《出守桐庐道中十绝》。
一
陇上带经人，金门齿谏臣。
雷霆日有犯，始可报君亲。
二
君恩泰山重，尔命鸿毛轻。
一意惧千古，敢怀妻子荣。
三
妻子屡牵衣，出门投祸机。
宁知白日照，犹得虎符归。
四
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
不道鲈鱼美，还堪养病身。
五
有病甘长废，无机苦直言。
江山藏拙好，何敢望天阍。
六
天阍变化地，所好必真龙。
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钟。
七
万钟谁不慕，意气满堂金。
必若枉此道，伤哉非素心。
八
素心爱云水，此日东南行。
笑解尘缨处，沧浪无限清。
九
沧浪清可爱，白鸟鉴中飞。
不信有京洛，风尘化客衣。
十
风尘日已远，郡枕子陵溪。
始见神龟乐，优优尾在泥。
看得出来，这不是一组纯粹的山水田园诗，也不是一组纯粹的贬官感怀诗，而是一组范仲淹式的自我心灵对话的述怀诗，一个一流庙堂士君子坚守既有情怀、待酬补天壮志的艺术公告。本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志向是不可更移的，敢言直谏的风骨是不可改变的，天天触犯雷霆之怒也在所不惜。虽然说君命重、臣命轻，可是为了维护千古之道与礼，本人绝不敢为了封妻荫子的一己之私而稍有马虎。现在果然因言获罪，贬往睦州，像个流浪江湖的诗人一般落魄。然而，别以为这样的打击就能屈我“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这样的贬黜就能使我意志消沉；恰恰相反，睦州不但可以让我大饱鲈鱼口福，还能养好我屡受磨难与屈辱的身心。孟老夫子的话可一点不迂阔，只有在天地大宇宙之间，方能消解我的浊气，养足我的浩然之气。不信看着吧，本人再进铮言，再显身手的机会有的是。高官厚禄谁不在乎？可本人在乎的是，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真正干出政绩来，否则，那不是我的心志。哈哈，要说到本人心志，也大有云水情怀呢，就说此次东南之行，多么惬意呀，一路上山清水秀，春光宜人，鸟儿就像在镜子里嬉戏一样，几乎让人可以忘掉尘世的一切烦恼。再想到杜牧的诗句“州在钓台边”，就要见到久久向往的严子陵钓台了。说真心话，本人有时真艳羡这位严前辈的人生取向，那才是一种自由自在的长久的神龟之乐啊。
如果说范仲淹第一次被贬河中府，刚过不惑之年，还不谙“被隐逸者”之三昧，还忙着一道一道地上奏折，什么《奏论职田不可罢》、什么《论士人寄贯开封府》、什么《论太后复辟》等等，那么，二贬睦州则大不同，在经过五六年中央政坛的历练，年纪已在望“知天命”，内心世界的格局大多了，可以说是：剑胆正自雄，琴心亦灿烂。就以诗歌创作论，睦州仅半年时间，却成了他平生第一个高潮期，总数在近六十首之多，几乎占他全部诗歌创作成就的五分之一左右。有这样的诗兴诗作，是睦州之美成全了他，是他对睦州之美的独特理解——潇洒之美成全了他。前面说了，此前来过睦州的名人多了，留有诗文名篇的也多了。还没有一个人能像范仲淹一样，一组《潇洒桐庐郡十咏》问世，潇洒二字道出睦州之美，成了睦州一个别名似的，博得天下认同，万世称赞，至今沿用不废，而且更加走俏。这在全国范围内，古往今来，似乎还没听说过第二个。这里应该说明一下的是，“潇洒桐庐”，就是“潇洒睦州”。睦州治所在现在的梅城镇，当时下辖建德、寿昌、淳安、分水等县。它历史上曾三次称郡，一为隋代的遂安郡，一为唐代的新定郡，一为北宋时的桐庐郡。《宋史·地理志》说，宋时每一州名之下都挂一个郡名。比如睦州是正名，别称桐庐郡。谭其骧先生说“两宋三百年则始终只有州名，从没有叫过郡”这话，看来待商榷。下面欣赏《潇洒桐庐郡十咏》：
一
潇洒桐庐郡，乌龙山霭中。
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
二
潇洒桐庐郡，开轩即解颜。
劳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三
潇洒桐庐郡，全家长道情。
不闻歌舞事，绕舍石泉声。
四
潇洒桐庐郡，公馀午睡浓。
人生安乐处，谁复问千钟。
五
潇洒桐庐郡，家家竹隐泉。
令人思杜牧，无处不潺湲。
六
潇洒桐庐郡，春山半是茶。
新雷还好事，惊起雨前芽。
七
潇洒桐庐郡，千家起画楼。
相呼采莲去，笑上木兰舟。
八
潇洒桐庐郡，清潭百丈馀。
钓翁应有道，所得是嘉鱼。
九
潇洒桐庐郡，身闲性亦灵。
降真香一炷，欲老悟黄庭。
十
潇洒桐庐郡，严陵旧钓台。
江山如不胜，光武肯教来。
一般认为，《潇洒桐庐郡十咏》，是范仲淹对桐庐的山水人文、经济特产、农家习俗、百姓生活所作的生动记述，同时借景抒情，表达自己的潇洒心情。这当然不错。不过，依笔者揣摩，这组诗的深层意境在诗外。
请将这组诗与《出守桐庐道中十绝》相比，发现它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呢？一眨眼不见了“谏臣”“君恩”“虎符”“天阍”“真龙”“万钟”……这样的“皇色”字眼、庙堂用语，也似乎不见了作者的“皇Se情结”、家国情怀，但见一片绿莹莹的草根丛中，皆是民间气象，顶多露了点“悟黄庭”，也求的是养生修炼。这还像范仲淹吗？这还是范仲淹吗？这位睦州范仲淹是不是就跟睦州杜牧差不多呢？琢磨头就在这里。
前引杜牧的《睦州四韵》，也是巧借睦州诸般好景，抒发贬官一肚子心思，而且此时杜牧年龄约在四十三岁左右，与范仲淹不差几岁，前曾同是庙堂客，而今都在沦落中，按说这言心言志的诗作也该差不多吧。然而略一品咂，殊异其趣。杜诗哪能品出半点潇洒来？一个“实可怜”，一个“落花前”，活画出失意者“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消极心情。“一世一万朝，朝朝醉中去”；刚刚“乞酒缓愁肠”，即刻又“得醉愁苏醒”。这醉也不是，醒也不是，只好“但将酩酊酬佳节”“半醉半醒游三日”，且将此一腔酒意，万般愁绪，满腹经纶，交付给青楼佳人，红颜知己，落他个“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便又怎的！睦州之后仅数年，五十岁的一代风流才子便撒手人寰，到真正的极乐世界去了。
拿来这个观照，再读范仲淹的《潇洒桐庐郡十咏》，能品出什么滋味呢？第一，没有半点消极；第二，真有十二分潇洒。合起来还是那个大宋第一名士君子典范仲淹，虽然此时身在睦州的田园山水中。然而，对于范仲淹来说，此时外在地夸桐庐潇洒，实际上是内在地夸自己潇洒；此时越夸桐庐潇洒，越证明他自己潇洒。最早看出这一点玄机并表达出来的，估计就数王十朋①了。他在《潇洒斋记》中这样写道：“诗言志，公（范仲淹）所至以潇洒见于诗章，则胸中之潇洒可知也。……读《桐庐十诗》，至‘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则知公之潇洒于一郡矣。读‘区别妍媸，削平祸乱’之赋，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记与万言书，则其正色立朝之风采、仗钺分阃之威名、经世佐王之大略，是皆推胸中潇洒之蕴而见之于为天下国家之大者也。读《严陵祠堂记》，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又知公与子陵虽出处之迹不同，易地则皆然。山高水长，非特子陵之潇洒，亦公之潇洒也。”这又一位铁杆“范粉”，为表明崇拜心迹，把自己在饶州的郡斋特别称为“潇洒斋”，写下如上文字之后，末尾感慨道：“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是以名斋。”
温州才子真了得：说桐庐潇洒，公“则胸中之潇洒可知也”。睦州范仲淹潇洒在哪儿？他不是都忘了王事，“黄庭”之外，唯浸淫于隐逸之美了吗？这从诗面上似乎不好看出，那就绕到背后呀。初到睦州，范仲淹很快给晏尚书发出一封私信，并寄出自己的一首新诗《桐庐郡斋书事》。在这里，晏殊既是他的恩师、朋友，也是与庙堂保持一种联系的，不敢轻易割舍的通道。信中虽然也是大赞桐庐之美之潇洒，但一句“惟恐逢恩，一日离去”，一不小心透露出作者的“潇洒”心胸。我范仲淹寄居睦州是不会长久的，我的远大抱负尚未得偿，我的谋国宏图尚未展开，我的人生理想尚未实现，仁宗皇帝是了解我、会重用我的，整个国家和全体老百姓是需要我的；我在睦州不过是疗伤小憩，就像一只大鹏鸟落在小沼泽边上暂栖身，清理羽毛，养精蓄锐，很快就会再高飞远翔；再说，桐庐可不是什么小沼泽，它简直就是一方仙境，分明是上天给予我范仲淹的特别恩赐，“我无一事逮古人，谪官却得神仙境。自可优优乐名教，曾不凄凄吊形影。”（范仲淹《和葛闳寺丞接花歌》）正是：我赞桐庐真潇洒，桐庐送我上青云。杜牧前辈剑胆销、琴心哀的悲伤曲，我范仲淹是绝对不会重奏的，“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宁非我范仲淹之谓乎？
也许，这才是《潇洒桐庐郡十咏》的内在诗意？其诗也轻灵，其心也厚重！
在睦州，最能与范仲淹这种潇洒胸怀对接的一件事，莫过于修建严子陵祠堂了。
要说严子陵祠堂，得先说严子陵钓台。
天下出名的钓台甚多：江苏淮安有韩信钓台，武昌有孙权钓台，陕西磻溪有姜太公钓台，山东濮县有庄子钓台，安徽贵池有萧统钓台，江苏宜兴有任昉钓台，湖北大冶有张子和钓台，北京阜成门外有金王郁钓台……这钓台，那钓台，都比不过严子陵钓台。
严子陵，生于西汉末年，大约在公元前三十七年至公元前四十三年之间，名光，又名遵，字子陵。会稽余姚（今宁波慈溪）人。青少年时代就博学多才，名声很大。南朝刘宋范晔的《后汉书》有《严光传》，全文如下，不长：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
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
用现代白话大致翻译一下也不长：严光，字子陵，又名严道，会稽余姚人。年轻时就有很大名声，与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是同学。刘秀坐了天下，他却改换姓名，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一样。刘皇帝知道他的才能，想重用他，就派人画影图形地寻找他。齐地有人报告说：我们这儿有一位男子，披着羊皮袄，坐在水边垂钓。刘皇帝估计是严光，就派上专车，拿上厚礼，让使者去聘请严光。使者往返多次，严光这才给了面子。进得京来，刘皇帝让贵客住在城北的五星级酒店，提供上等服务，早晚的饭菜都有太官亲自侍候。
司徒侯霸①和严光一向有交情。他派人送信表示：听说先生您来啦，理当立即来拜访，但因公事缠身，一时难以如愿。希望您晚些时候能屈驾光临。严光没理这个茬，把书简扔给来人，口述回信说：你老兄如今位列三公，混得不错呀。如果你能心怀仁德，辅佐正义，就是天下百姓的福；如果你一味地阿谀奉承，唯刘秀马首是瞻，你就等着完蛋吧！侯霸收到这个信儿，就转呈给皇上。刘皇帝笑着说：这个楚狂人，还是从前那个样子啊！刘皇帝当天就过来看严光。严光呢，嘿，躺在床上不起来。刘皇帝坐在严光床边，亲热地伸手摸着他的肚子说：嗨，老同学，你真不能出来帮我治理国家吗？严光还是闭着眼睛爱搭不理，过了好一会儿，这才睁开眼睛上下打量着刘皇帝，说：“从前人家唐尧那是有德君王，巢父尚且不肯出山帮他，听了从政这种话都要赶快清洗耳朵。这就叫人各有志！你何必要逼我呢？”刘皇帝很无奈：子陵，我真的没办法说服你吗？于是叹息着登车离去。
后来，刘皇帝又把严光请进宫，闲谈些过去的事情，一谈就是几天。这天，刘皇帝似乎不经意间问严光：老同学，你看我比起过去怎么样呀？严光回答说：不怎么样，就是比过去稍微胖了点。晚上，二人睡在一起。严光睡得不客气，把脚压在刘皇帝的肚子上。第二天，太史公慌忙奏报说，昨夜有客星犯帝星，情势很危急。刘皇帝笑着说：没事，昨晚我和老朋友严子陵睡在一起，他睡觉不老实啊。
不久，刘皇帝任命严光为谏议大夫。可严光不肯接受，跑到富春山下种田去了。后人把他钓鱼的地方取名为严陵濑。建武十七年，刘皇帝又特下诏书，请严光进京。这回倒好，严光连来都不来了。严光八十岁那年，在家中去世了。刘皇帝闻听很是悲伤、惋惜，特命当地政府赐给他家一百万钱、一千斛粮食。
本纪之外，还有《刘秀与严子陵书》传世，曰：“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譬之疮痏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颍水之风，非朕之所敢望。”看来这事让汉帝刘秀抱憾终生哈。
单从这一传记看，严光其人，究竟有多大学问和本事？看不出来；他对社会、国家和人民有多大贡献？也看不出来；他身后留下多么丰厚的人文遗产，比如著作等身、名篇不朽？还是看不出来。那么，他的名气怎么会这样大？而且，至宋千年下来那是越来越大，原因何在？这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笔者想随后再说。
有学者根据可靠史料推断，严光的名气在唐初就相当之大，以至他生前在富春江边钓鱼的地方，建起了祠堂，成了世人游览凭吊的名胜之处——严子陵钓台。桐庐籍现代名人周天放、叶浅予合作发表过一篇文章《严先生祠堂》，内中引用初唐洪子舆一首诗如下：
汉主召子陵，归宿洛阳殿。
客星今安在，隐迹犹可见。
水石空潺湲，松篁尚葱茜。
岸深翠阴谷，川回白云遍。
幽径滋芜没，荒祠幂霜霰。
垂钓想遗芳，掇羞野荐。
高风激终古，语理忘荣贱。
方验道可尊，山林情不变。
二位先生在诗后写道：“则严先生祠堂唐初已有。盖严先生终老富春山，子孙即以为家祠而祠之，第规模狭窄，不为世人注意耳。”初唐去子陵谢世已逾六百年之久，而钓台依然入诗名世，所以成为“荒祠”，可见其修建年月更加久远，说不定汉时就闻名于世了。
不过，应该承认，严子陵钓台在全国十多处名钓台中独领风骚，其原因确如桐庐人董利荣先生所说：“在于范仲淹修建严先生祠的善举和写下著名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在谪守睦州期间都做过哪些实事？有人说除了修建严子陵祠堂之外，还创办了龙山书院，请来青年学者李觏施教；又疏浚了梅城东西湖。笔者不敢苟同此说。且不说疏浚州城（那时睦州州治在梅城）东西湖确否，只这兴办龙山书院一事，即无可靠史证。北宋宣和三年（111），改睦州为严州，治所仍在梅城。仅六年后即进入南宋时代，而成书于南宋的《严州图经》和《景定严州续志》，是两部很权威的严州方志，对此均无记载，一直到明代出版的《严州府志》，也没有范仲淹创办龙山书院的记载。再一个铁证就是，青年学者李觏从未去过睦州，他是后来在饶州才与范仲淹初识的。范仲淹在睦州期间，就结结实实地修建了一座严子陵祠堂。对此，他本人前后三次提到，有白纸黑字为凭。其一，范仲淹《留题方干处士旧居·题记》：“某景祐初典桐庐，郡有七里濑，子陵之钓台在。而乃以从事章岷往构堂而祠之，召会稽僧悦躬图其像于堂。”其二，范仲淹《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某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其为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其三，范仲淹《邵疏先生》：“十月日，右司谏、秘阁校理、知苏州①范某，谨奉短书于先生邵公足下：……既抵桐庐郡，郡有严子陵钓台，思其人，咏其风，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贪夫廉，懦夫立，则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构堂而祠之，又为之记，聊以辨严子之心，决千古之疑。又念非托之以奇人，则不足传之后世。今先生篆高出四海，或能枉神笔于片石，则严子之风复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为教也，亦大矣哉！谨遣郡校奉此，恭俟雅命。”
看来做这一文化工程，范仲淹不但当成头等大事来办，而且是全身心投入，虽然交由“从事章岷”打理，但不啻于“一把手”亲自抓。这不，不但亲笔写出《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连聘请书法家、雕刻家这样的细事，也都绝不假手，亲力亲为这才放心。其实，只要他说句话，让章岷先生去办，效果一点不会差。连他自己在写给晏殊的信中都这么说：章岷“富文能琴，夙宵为会，迭唱交和，忘其形体。郑声之娱，斯实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诗。其为郡之乐，有如此者，于君亲之恩、知己之赐，宜何报焉！”他们之间的关系，已远非同事之谊，早是兄弟般的文友至交了。必得略表一二。
章岷，字伯镇，福建浦城人，后徙江苏镇江。宋仁宗天圣五年（107）进士，此时任睦州从事。章岷极有诗才且善琴，陪范仲淹游承天寺时，脱口即是：
古寺依山起，幽轩对竹开。
翠阴当昼合，凉气逼人来。
夜影疏排月，秋鞭瘦竹苔。
双旌容托乘，此地举茶杯。
范仲淹惊曰：“此诗真可压元、白矣！”再随口和之：
僧阁倚寒竹，幽襟聊一开。
清风曾未足，明月可重来。
晚意烟垂草，秋姿露滴苔。
佳宾何以伫，云瑟与霞杯。
这里得提一段争讼公案。范仲淹和章岷同游的承天寺，是睦州乌龙山承天寺，还是苏州承天寺？依笔者浅见，应是前者。紧靠睦州城东北面是乌龙山，因石色乌黑，山势如飞龙而得名。范仲淹在《潇洒桐庐郡十绝·之一》中说“潇洒桐庐郡，乌龙山霭中”，写的就是这座他特别喜爱的山。他常与章岷同游此山，还写了一首《游乌龙山寺》，诗曰：
高岚指天近，远溜出山迟。
万事不到处，白云无尽时。
异花啼鸟乐，灵草隐人知。
信是栖真地，林僧半雪眉。
当时，承天寺就建在州城边一座山上，此山即是乌龙山余脉。寺庙依山而建，寺前有一竹阁，登临其上，州城风物尽收眼底。承天寺便成了文士和州人经常光顾的好去处。
有人说范仲淹从睦州调任苏州，章岷亦随任节度推官。“此诗真可压元、白矣”的《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就是二人同游苏州承天寺的唱和。还说：宋初，苏州“重玄寺改名为承天寺，当时，身为江苏人的范仲淹正任一代大儒宰相。一日，他与同僚章岷游览重元寺，作《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且不论章岷是否随任苏州，也不计较此时范仲淹并非宰相，仅章岷一句“古寺依山起”就把什么也说明白了。据言者考订：历史上承天寺曾几易其名，初名“重云”，误为“重玄”，后称为“承天”“能仁”“双峨”“重元”等诸多寺名。何以建寺？说是天监二年（50），梁武帝萧衍以佛治国，全国崇佛成风。某日傍晚，官员陆僧瓒见自家宅第上空祥云重叠，即奏请梁武帝，建议舍去私产，在原址兴建一座寺庙，取名“重云”。梁武帝欣然应允，并赐匾额“大梁广德重玄寺”。“重云”被御误为“重玄”，只好将错就错。重玄寺一直兴盛到中唐时代，时任苏州刺史的韦应物，曾作《登重玄寺阁》一首：“时暇陟云构，晨霁澄景光。始见吴都大，十里郁苍苍。山川表明丽，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陆，骄阗会四方。俗繁节又喧，雨顺物亦康。禽鱼各翔泳，草木遍芬芳。于兹省氓俗，一用劝耕桑。诚知虎符忝，但恨归路长。”著名诗人白居易也在寺内书写了《法华院石壁所刻金字经》碑文，认为“石经功徳契如来付嘱之心”。还有皮日休前来游寺，题诗曰：“香蔓蒙笼覆若邪，桧烟杉露湿袈裟。石盆换水捞松叶，竹径迁床避笋芽。藜杖移时挑细药，铜瓶尽日灌幽花。支公谩道怜神骏，不及今朝种一麻。”……细看这些名家大腕的诗作，均不得“古寺依山起”的要领，真要身在俯看全城的一座山上，大诗人们不会无动于衷吧？再者，苏州城中有这么大一座山吗？
一段闲话撂过，还说章岷。可惜的是，章岷的诗文没能全部流传下来，仅有六首诗存世，而且还不包括那首享尽时誉的《斗茶歌》，现在只能从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略得体会。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
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
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
终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贪。
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
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
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
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 。
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
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
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蓂。
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
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
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
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
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
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
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
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斗茶，又称“茗战”，盛行于北宋时期，是古人集体品评茶品优劣的一种民间活动，而文人墨客们略加改变，多在书斋、亭园中兴办，以茶会友，以茶相知。至北宋末年时波及宫闱，连宋徽宗赵佶亦亲自与群臣斗茶，以胜为乐。范仲淹“被隐逸”到睦州后，很快进入当地民间天地，当然少不了参与斗茶活动。他与章岷等人斗茶，章岷先作《斗茶歌》，范仲淹看后佩服有加，连连称颂，即刻和韵，便是上引这首脍炙人口的斗茶诗。悠然吟出，一气呵成，行云流水，优美无比；且用典甚多，商山四皓、首阳二贤、屈子刘伶、卢仝陆羽……全是云水高人；不少名句为后人反复传颂而成经典。有人评说可与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相媲美，信不虚也。
顺便饶舌，范仲淹在诗中所题“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指的是武夷山茶。武夷山茶出名甚早，商周时，它就随“濮闽族”君长进献给周武王。西汉时盛名已著。唐元和年间，孙樵在《送茶与焦刑部书》中提到的“晚甘侯”，便是武夷山茶，这是最早的文字记载。至范仲淹时代，武夷山茶已称雄茶坛，成为贡茶，故诗中才有“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而自己如今品着贡茶，感觉那是好极了，“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这灵魂自由得亚赛神仙呀。
范仲淹还写有一首《依韵酬章推官见赠》：
姑苏从古号繁华，却恋岩边与水涯。
重入白云寻钓濑，更随明月宿诗家。
山人惊戴乌纱出，溪女笑隈红杏遮。
来早又抛泉石去，茫茫荣利一吁嗟。
不期然间，“惟恐逢恩”成了现实，调任苏州说明仁宗不忘仲淹，还会再有好事。然而，对此时的范仲淹来说，喜则喜之，尤有遗憾，百般心事谁知？惟有章岷知心，写诗以赠，正中下怀，遂有酬答。可以说，章岷是范仲淹睦州胸怀的知音者，范仲淹“睦州风光”的活见证。修建严子陵祠堂的重任，他不委托章岷还能信任谁？
经过范仲淹和章岷的合心合力，桐庐从古至今最著名的人文景观——严子陵祠堂重新建成问世了。它花去了多少时日，费去了多少银子，耗掉范、章和多少巧匠、民工的心血汗水，今日已不可考；其实就连他们所修建的这座严子陵祠堂，今人也难得一见了。一九五八年，国家要在七里泷那儿兴修富春江水电站，致使严子祠毁于水下。人们如今看到的景观已是现代货色，那是一九八三年，由桐庐县人民政府重新选址修建的。修旧如旧到何种程度？天知道。唯有一篇入了《古文观止》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那是千古不变的“原生态”。现在欣赏这篇千古绝唱：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某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其为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有心人会看出来：既然严子陵祠至晚在唐初已有，范仲淹文中何以有“始构堂”之语？周天放、叶浅予的解释是“盖取行文之便耳”；董利荣的解释是，原先是私修家祠，范仲淹“是以睦州州府的名义建造”，“从这个意义上说，范仲淹最先建造严先生祠堂也没错”。笔者再加一种解释如何，也许不着边际，此时的范仲淹，已然具备一种精神强势，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强烈自信：纵观历史，环顾天下，谁能比我范仲淹更能理解严子陵呢？我来睦州，宁非天意？你看看眼前这是一副什么景象哟：“只寂寂的看不见一个人类……歪斜的亭子……纵横芜杂的草木……祠堂是废垣残瓦……”（郁达夫《钓台的春昼》）如此怠慢、亵渎先贤严先生，叫我范仲淹情何以堪？修子陵祠者，舍我其谁！从这种前无古人的气势看，“始建”二字也完全担当得起。
这就要回到那个“有难度的问题”了：严光何以名气这么大？转换在范仲淹名下，这个问题就是：范仲淹是如何理解并推崇严子陵的？睦州时期，范仲淹几达知天命之年，而且其人文坐标业已基本划定，人生价值观业已不好更改，社会个性业已鲜明而倔犟。他要走的路是“入世”一途，政治依归是“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社会理想是“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苍生为念，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歌词说，就是“丈夫在世应有为，为民播下太平春”。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由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知识分子政策先进而科学，读书人只要努力，大都有用武之地，建功立业会有时，名垂青史看自己。所以，两宋热衷于“入世”且多有建树的士君子特多，范仲淹就是早期一位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那么，与这种“普世类型”截然相反、格格不入的“出世”另类严子陵，又怎么能让范仲淹成为自己的铁杆崇拜者呢？他吸引并打动范仲淹的究竟是什么？为此历来都有人感叹：这谜一样的严子陵，问世间谁能真正读懂他？青山无语，绿水凝噎！
据统计从南北朝至清朝就有一千多名诗人、文学家来过此地，留下两千多首诗文。其中名人无算，范仲淹之前最著名者如李白、孟浩然、白居易、杜牧等，之后如苏轼、陆游、李清照、朱熹等，都留有大作。今人从这些古诗中精选上品勒石，得诗碑六十九方，供在碑廊里。李白有诗曰：
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
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
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
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江。
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
使我长叹息，冥栖岩石间。
（《古风》）
李白此诗，可视为范仲淹之前“赞美类”的代表作。有没有道不然的呢？晚唐诗人方干就大为质疑，问严子陵：“前贤竟何益，此地误垂钓？”《暮发七里滩夜泊严光台下》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隐居此地不问国事？这不是耽误人生吗？那么，在这两种人生观、价值观中间，你范仲淹将作何认定？
早前书中就交代过，青年范仲淹世界观的形成，深受《易经》的影响。《易经》作为儒家诸经之首，元典中的元典，“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旦造成一个人看世界的独特眼光，其品人论事，必远在儒、道、佛之上，简直就在另一个新世界。难怪今天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易经》乃宇宙语言，真正破解之日，世界将为之改观。作为北宋易学义理派的开创者，作为通解二十七卦的《易义》一书的作者，作为深谙“三才”之道，认定通彼天、地、人，即谓之《易》的范仲淹，他论严子陵必定别有角度，不为寻常褒贬所左右。你看他在《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中，果然从《易经》入手。《蛊》者，六十四卦之一。《蛊》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程子（程颐）注《蛊》上九云：“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怀抱道德，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所处虽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屯》者，亦六十四卦之一，坎上震下，元亨，利贞。《屯》之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一个占定《蛊》上九，一个占定《屯》初九，所以，“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志哉？”而先生之志，必在“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之际。
在中国的士君子群体中，从来就有一种类型，即“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他们甘于寂寞，自生自灭，一代代没于草野荒丘而不为世知。其中能留名于世者，皆因引发了各种故事所致，如许由洗耳，巢父下游饮犊，鲁仲连“义不帝秦”，严子陵不事光武……在中国隐逸者中，此类名人极少，许由、巢父尚在传说之中，鲁仲连不为秦朝办事，但他在别处老忙活，还不是真正的“不屑天下之事”，唯有这严子陵，史载籍籍，确乎是个“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前列种种类型的隐士，再夸他们是“高士”，总多少脱不掉“入世”嫌疑，就连名头最响的陶渊明先生，他也是先仕而后隐呀。可瞧瞧这位严子陵，新朝皇帝王莽请他出山，不去；也好，这王皇帝来路不正，不与他同流合污也罢。可这刘皇帝“根正苗红”，又是你的老同学，这样巴巴儿的一请再请，你把臭脚丫子都捣在人家那“皇肚”上，人家还是照请不误，心诚得让石头人儿都动心，你咋还不给个面子呢？只要你去，那首席宰相还能轮到别人？你上班哪怕搞个弹性时间，刘皇帝也一准高兴。偏这个严子陵呢，“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帝伤惜之”，你让这么好的一位中国皇帝太伤心啦！
范仲淹在品鉴这位特立独行的严子陵时，必定会把自己摆进去，作一种设身处地的思考：严子陵如此真心热爱精神独立与自由，视自己的羽毛如珍宝，视富贵如浮云，超凡脱俗，遗世鹤立，旷达、淡定、坚忍不拔……这不就是古来所说“隐居以求其志”那一种至高境界吗？多少士君子梦想企及而不可得呀！我范仲淹要是他，我能做到吗？某虽不才，要学学张子房、诸葛亮们或为不难，但要让我像严子陵这样“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江”“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陆游《鹊桥仙》），我能做到吗？你别说，还真没有这种打算和勇气，真缺这种“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的气派与修炼呢！……人，不论是什么人，总是缺什么稀罕什么，总想弥补什么。范仲淹也是人，这会儿他就最稀罕严子陵，也就最想为严子陵做点什么，好好修一个严先生祠堂，是对一种高标的士君子精神与人格的认同、赞美、向往和追求，是一个自我心理享受的圆梦之举。假如没有这样一种内心世界作依托，他能发出“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万古绝唱吗？讴歌先生，其实也在讴歌一种“范仲淹理想”啊！
范仲淹有这种伟大的“出世”理想吗？正像每一个古代士君子都有一样，他也有。别看他勤于王事，心系民瘼，百事操劳，奉公严厉无私，自律清而且苦，但在他的心里，始终保有一方柔软而宽广如海洋的“琴心”世界。他不仅能够从心理上认同甚或赞赏历代各种隐逸之士，而且在他的现实交往圈子里，根本不乏此类知己朋友。这里只举石曼卿一例。
石曼卿比范仲淹小三岁，名延年，曼卿是他的字，又字安仁，别号叫葆老子。祖居幽州，后迁居宋城，就是今天商丘市睢阳区。身负奇才而官运不通，考一回糊一回，累举不中。宋真宗惜才，“录为三举进士，以为三班奉职”。石曼卿还牛得很，“耻不就”，小官小吏算嘛呀！宰相张知白大为惊异，问他：“你母亲年龄那么大了，你怎么养活她？还挑三拣四呀！”一句话打动了他的孝心，这才勉强就职。这一路就是不断的芝麻小官位，金乡知县、永静军推官、大理评事、馆阁校勘、光禄寺承、大理寺丞之类。石曼卿生性豪放旷达，不拘小节，如今才高而未大遇，遂饮酒自放，愤世嫉俗，青山绿水便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去处。他说他一到山水之间，便会心生融入青绿色彩之间的美妙感觉，于是乘兴读书、弹琴、饮酒、写诗，大得其乐。他的酒量极大，大到什么程度，有个说法。他在京城开封时，结识一位叫刘潜的布衣酒友，这一天，二人相约去一家新开的王氏酒楼喝酒。两人的喝法是见面不说话，好酒即好话，开喝就是。于是一杯接一杯，一坛接一坛，喝个没完没了。从上午喝到中午，从中午喝到下午，眼看日落西山，还不肯放下手中的酒杯。这可把王掌柜看呆了，以为是神仙光顾，打起精神侍候着。天黑了，亮灯了，两人仍然面无醉色，随手撒下一把银子，扬长而去。围观者看得目瞪口呆，此事即刻传遍京城，说有两位神仙到王氏酒楼喝酒，如何如何，这般这般，传成了一段佳话。知者曰：什么神仙不神仙，那是石延年和刘潜！
石曼卿的诗才和书艺皆精。《蓼花州闲录》中有这样一则记载：一次雅士聚会，以“天若有情天亦老”为上联，各出下联，以竞风流。此句乃出自李贺名诗《金铜仙人辞汉歌》，在宋以前就早已闻名，欲对名人名句，那可得见真功夫。石曼卿随口就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一语既出，惊动四座，众人皆五体投地。
据说，石曼卿与范仲淹的庄重、严正不同，活泼洒脱，谈吐幽默，而且善谑。《资谈异语》载：“石曼卿善谑，尝出御马，一日失鞍马惊，曼卿坠地，从吏慌忙扶掖升鞍。曼卿曰，赖我是石学士，若是瓦学士，岂不跌碎乎？”随口几句妙语，解了自家狼狈，也消除了从吏们的担心，一阵笑声过后，尽皆释然。你说他生活作风轻灵曼妙吧，可大事亦不糊涂。与西夏国开战期间，石曼卿受命于危难之际，很短时间内在河北、河东、陕西等地组织起数十万大军，开往前线作战。仁宗皇帝因此赏赐他绯衣银鱼。可惜行将得到重用时，他却一病不起，去世时年仅四十八岁。斯人之死也极浪漫，相传死后成了木芙蓉的花神。宋代盛传在虚无缥缈的仙乡，有一个开满红花的芙蓉城，据说有人在此遇到过他，他告之说：吾乃芙蓉城主，十月芙蓉花神是也。真是个一生妙人！
石曼卿的秉性、才气和人缘俱佳，在当时广为人知，与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蔡襄、滕子京等人都是好朋友。他与范仲淹何时何地相遇相知，尚未见记载，但因诗、酒、琴及其“渔父情结”结缘，必不错矣。石曼卿曾作《太清宫九咏》，范仲淹为其作序。其序云：
谯有老子庙，唐为太清宫，地灵物奇，观者骇异。历代严护，景概所存。若灵溪、涡河、九龙井、左钮再升天桧，皆附于国籍，发乎咏歌，而风人之材，难其破的。余友曼卿，将命斯来，实懂宫事，嗜道之外，乐乎声诗，览灵仙之区，异其八物，益以宫题，而成九咏。观其立意，皆凿幽索秘，破坚发奇，高凌红霓，清出金石，有以见诗力之雄哉！
令人叹惜的是，石曼卿所作《太清宫九咏》已失传。
从范仲淹作品中，还可得一诗、一书、一祭文，很能见出二人交情与各自胸臆，兹录于下。
其诗，《送石曼卿》：
河光岳色过秦关，英气飘飘酒满颜。
贾谊书成动西汉，谢安人笑起东山。
亨途去觉云天近，旧隐回思水石闲。
此道圣朝如不坠，疏封宜在立谭间。
其书，《与石曼卿》：
某再拜。去冬以携家之计，驻羸东郊，朋来相欢，积饮伤肺，赖此闲处，可以偃息。书问盈机，修答盖稀。足下亦复懒发，绝无惠问，非求存慰，欲知起居之好尔。近诗一轴，寄于足下与滕正言。达于诸公，必笑我也。
其祭文，《祭石学士文》：
维庆历三年九月日，具官范某，谨致祭于故友曼卿学士之灵。呜呼！曼卿之才，大而无媒，不登公卿，善人为哀。曼卿之笔，颜精柳骨，散落人间，宝为神物。曼卿之诗，气雄而奇，大爱杜甫，独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无机，天地一醉，万物同归。不见曼卿，忆兮如生。希阔之人，必为神明。尚飨！
范仲淹其诗、其书、其祭文，未见有专家学者专门考订阐述，笔者才力不逮，更不敢置喙，唯请注意祭文中之“曼卿之心，浩然无机，天地一醉，万物同归”。石曼卿心胸“浩然无机”到可同“天地一醉，万物同归”，其与“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子陵境界，还有几多差别呢？范仲淹有心与石曼卿深交，焉知不是追求严先生境界的一种现实弥补？
顺便来一点闲笔。石曼卿英年早逝，在以范仲淹为首的一大群士君子朋友中反响强烈。欧阳修写了《哭曼卿》诗和《石曼卿墓表》，梅尧臣写了《吊石曼卿》，蔡襄写了《哭石曼卿》……这里仅引欧阳修诗文为例。
其诗，《哭曼卿》：
嗟我识君晚，君时犹壮夫。
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
轩昂惧惊俗，自隐酒之徒。
一饮不计斗，倾河竭昆墟。
作诗几百篇，锦组聊琼琚。
时时出险语，意外研精粗。
穿奇雾云烟，搜怪蟠蛟鱼。
诗成多自写，笔法颜与虞。
旋弃不复惜，所存今几余。
往往落人间，藏之比明珠。
又好题屋壁，虹霓随卷舒。
遗踪处处在，余墨润不枯。
朐山顷岁出，我亦斥江湖。
乖离四五载，人事忽焉殊。
归来见京师，心老貌已癯。
但惊何其衰，岂意今也无。
才高不少下，阔若与世疏。
骅骝当少时，其志万里途。
一旦老伏枥，犹思玉山刍。
天兵宿西北，狂儿尚稽诛。
而今壮士死，痛惜无贤愚。
归魂涡上田，露草荒春芜。
石曼卿死后，欧阳修派人为其修墓，并亲到墓前祭奠，其祭文曰：
呜呼曼卿！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於无物者，暂聚之形；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其不朽者，后世之名。此自古圣贤，莫不皆然。而著在简册者，昭如日星。
呜呼曼卿！吾不见子久矣，犹能仿佛子之平生。其轩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不然，生长松之千尺，产灵芝而九茎。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磷飞萤！但见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嘤？今固如此，更千秋而万岁兮，安知其不穴藏孤貉与鼯鼪？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
呜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畴昔，悲凉凄怆，不觉临风而陨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尚飨！
范仲淹在睦州期间，还有一件事，使他充分展现其博大浩淼的“琴心情结”、云水襟怀，这就是两访方干故里。
且说这天的祠堂工地上，范仲淹在章岷等人的陪同下进行视察，隔江望去，但见对面山势不俗，白云冉冉，白云深处似有村落显现。章岷即告知，那就是“官无一寸禄，名传千万里”的唐处士方干故里。范仲淹一闻其名，即说：啊，早知桐庐有方干故里，就在这儿呀，这得郑重拜访，走！
“睦州诗派”是唐代一个地域性的诗歌流派。它的提出，首见于谢翱《睦州诗派序》，云：
惟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间，以诗名凡十人，视他郡为最。施处士肩吾、方先生干、李建州频、喻校书凫，世并有集。翁征君洮，有集，藏于家。章协律八元、徐处士凝、周生朴、喻生坦之，并有诗，见唐《间气》及《文苑》诸书。皇甫推官以文章受业韩门。翱客睦，与学为诗者，推唐人以至魏汉，或解或否，无以答。友人翁衡取十先生编为集，名曰睦州诗派，以示翱。翱曰：“子，睦人也，请归而求之，毋贻皇甫氏。所云舍近而寻远，则诗或在是矣。”癸巳夏五书双谼精舍。
这个序作于元代至元三十年（19），距宋亡已十五年。可知所谓睦州诗派，命名者为谢翱的门生翁衡。谢翱在序中没有细述翁衡编集原因，或为推崇隐逸精神？或仅为表扬睦州？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从这段文字可知，翁衡所说的“睦州诗派”，包括晚唐的施肩吾、方干、李频、翁洮、章八元、徐凝、周朴、喻凫、喻坦之、皇甫湜十位睦州籍诗人。这里笔者只说方干。
前面引过方干两句诗：“前贤竟何益，此地误垂钓？”彼方干即此方干。听他这口气，分明是“入世”一脉，自己是要忠君爱国，建功立业，匡时济民，名垂青史的了。可事实上呢？
方干字雄飞，听听，雄飞！比川人的“雄起”厉害多了。结果不但没能在科举一途雄飞起来，还一下子跌进草莽之中。不是考试成绩不好，那是相当优异，屡试屡仆的原因说起来甚为可笑，是他小时玩耍跌伤嘴唇破了相，于是有司奏报说：“干虽有才，但科名不可与缺唇人，使四夷闻之，谓中原鲜人士也。”残疾不雅观的人都能中进士做状元，这不是给我们大唐国丢人吗？泱泱大国居然没个全乎人吗？就跟如今歧视乙肝患者一样。这样一来，方干一生与做官无缘，羞于见桐庐父老，跑到会稽鉴湖和仙居板桥隐居起来。这个结果真是始料未及，所以打击特别大，再读自己的“前贤竟何益，此地误垂钓？”不知将作何感想？这么一对比，他可就差下严子陵一个大层次了。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官场少去一顶戴，晚唐多了一大家，有了一位与贾岛、项斯等齐名的著名诗人，睦州诗派才得以有了一位领军人物也。方干从小即善吟咏，深得外公章八元喜爱。章八元是进士出身，大历、建中年间颇负诗名，有“章才子”之称誉。当时另一位诗书大家徐凝也极为看重方干，收为门生，悉心点拨。方干后又和贾岛、李群玉、陈陶、喻凫、李频、曹松、吴融等交往酬唱，诗风大振。他为诗刻苦，自称“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感怀》）、“才吟五字句，又白几茎髭”（《赠喻凫》）。《鉴戒录》称“干为诗炼句，字字无失”，刻画极工。如《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中“鹤盘远势投孤屿，蝉曳残声过别枝”一联，尤为历来传诵，在当时已颇负盛名。吴融在《赠方干处士歌》中这么写：“句满天下口，名聒天下耳。”孙郃《玄英先生传》说方干：“广明、中和间，为律诗，江之南未有及者。”《四库全书总目》亦称其诗曰：“气格清迥，意度闲远，于晚唐纤靡俚俗之中，独能自振，故盛为一时所推。”方干去世后，门生弟子尊他为“玄英先生”，搜集诗作三百七十多首，编为十卷本《玄英先生集》。
生能博得“官无一寸禄，名传千万里”的赞誉，一个深受屈辱伤害的灵魂也该在天堂悠悠然安息了吧。
笔者相信，范仲淹是怀着与敬重严子陵同样的心情，前去造访方干故里的。事实正是如此。
方干祖籍新定县，即今天的淳安县，后来才迁居桐庐县鸬鹚源，今名芦茨湾，就在严子陵钓台斜对面。范仲淹初访鸬鹚源的具体日期，没有什么记载，四月抵桐庐，此时严子陵祠堂也大致完工，推算下来，时间总在夏末秋初了吧？这当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真的瞻仰了方干故里，且得到了一个令他深感意外的惊喜。这个意外惊喜分三个层次：第一，发现方干后人“尚多儒服”，都是读书人呀，好，好；第二，方干八世孙方楷，前几年刚中了王拱辰榜进士，真是光宗耀祖呀，方高士地下有知该有多么高兴；第三，怎么，方楷正好在家？哎呀太好了，快请来见见！可以想象到，当时的范仲淹是多么欣喜，不由得诗兴大发，挥笔就是一首《留题方干处士旧居》：
风雅先生旧隐存，子陵台下白云村。
唐朝三百年冠盖，谁聚诗书到远孙？
诗的末尾标有自注：“时裔孙楷方登进士科。”清康熙本《范文正公集》附有诗序：
某景祐初典桐庐，郡有七里濑，子陵之钓台在。……见东岩绝壁，白云徐生，云方干处士之旧隐，遂访焉。其家子孙尚多儒服，有楷者新策名而归。因留二十八言，又图处士像于严堂之东壁。楷请刊诗于其左。
范仲淹此诗一出，鸬鹚湾也便有了“白云源”“白云村”之称。他意犹未尽，再赠方楷本人一诗：
高尚继先君，岩居与俗分。
有泉皆漱石，无地不生云。
邻里多垂钓，儿孙半属文。
幽兰在深处，终日自清芬。
方楷乃新科进士，出任鄱阳主簿，又迁上元县令，返家欢聚，本自十分得意，如今赫赫有名的范仲淹大驾光临，且亲赠双诗，更是喜出望外了，遂作诗回赠范公：“莫言寸禄不沾身，身后声名万古存。幸得数篇传宇宙，得无余庆及儿孙。”此时，估计方楷不会想到，范仲淹仅仅过了个把月，居然会二度造访白云村，并且住了一夜。
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说：“夏六月壬申，徙苏州。”这话也对也不对。说对，朝廷任命“徙苏州”调令，的确是“六月”下达的；说不对，因为事实是范仲淹一直拖拉到“十月”才离开睦州，去苏州上任的。这是怎么回事？看看他写给曹都官的信，便可略知一二。那信中有言：“既守桐庐郡，大为拙者之福。朝廷念其无他，移守姑苏。以祖祢之邦，别乞一郡，乃得四明。以计司言，苏有水灾，俄命仍旧。”（《与曹都官书》）原来范仲淹接到调任苏州的诏书，顾忌到那里是自己的老家，不想去，想回避一下，就给上头打报告说，请求重新安排一个地方。上面同意，就通知说那你去明州吧。还没来得及去明州，苏州遭了大水灾，朝廷觉得范仲淹有过成功的治水经历，就又说，你还得先去苏州才行。封建机器的办事效率，古今都差不多。这么来来回回一折腾，过去三五个月也不算慢哈。所以，范仲淹这才有时间修成严子陵先生祠堂，有时间过江探访方干故居，这会儿也有时间再访鸬鹚湾里白云村。那么，怎么知道范仲淹在睦州一直待到十月才离开呢？也有个确证。范仲淹有一首七绝诗《桐庐方正父家藏唐翰林画白芍药予来领郡事因获一见感叹久之题二十八字》，诗曰：
治乱兴衰甚可嗟，徒怜水调诉荣华。
开元盛事今何在，尚有霓裳寄此花。
关键是诗题之后，有一行小字写得明白：“景祐元年十月七日”。这就是说，至少在这年的十月初，范仲淹还在睦州无疑。二访方干故居必定在这以后，因为那是赴苏州上任途中，再进鸬鹚湾的。
范仲淹二次进方干故居，显然带有告别的意思，因为之前先去凭吊了严子陵钓台。他在前引《依韵酬章推官见赠》诗前有小记：“仲淹自桐庐移守姑苏，由江而上登钓台，移小舟南岸宿方处士旧居，章从事闻之有诗见寄，依韵和之。”是呀，在桐庐虽然只盘桓了短短半年，但饱享了“拙者之福”，乃平生最轻松惬意的一段日子，现在就要离开，也许永远不再回来，行前不再看看白云钓台、明月诗家，这心里搁不下呀。从诗的内容看，范仲淹是到了苏州任上才写这首和诗的。身在苏州繁华地，心在桐庐山水间，才有“姑苏从古号繁华，却恋岩边与水涯”之句。想来在严子陵钓台流连了大半天，自忖给地方办了一件实事，总算对得起桐庐百姓，也对得起自己了。看看天色不早，趁着余兴就来在对岸方家。方楷自然上任去了，但其家人盛情接待，也就在此留宿了。“更随明月宿诗家”，上次方楷有诗回赠，他当然是诗家了。明月在天，入住时已然不早了。第二天村民看到自己，男女老少不免十分惊喜，小姑娘们还有点害羞呢。这样的生活美好又短暂，官身不自由，自己还得在名利场上挣扎，哪里是个头啊！全诗像范仲淹对自己的“睦州风光”作了个艺术性小结，也是对自己内心那个“琴心情结”的简短告别词。潇洒桐庐潇洒了自己，再仗剑胆行天下，苏州也就算不了什么！看得出来，此时的范仲淹口中虽叹“茫然荣利一吁嗟”，但心情是愉悦的，气势是鼓鼓的，信心是满满的，没把自己当成个年近半百的人。
此次范仲淹走后，方干的九世孙，也就是方楷的儿子方蒙，品学兼优，文武全才，高中英宗朝许安世榜进士，官至殿中侍御史，荣归故里后，头一件事就是临溪建起“清芬阁”，意出“幽兰在深处，终日自清芬”，以纪念范仲淹。这个富春江边小村庄，仅在两宋期间，连同方楷一共出了十八名进士，其详细难于在此叙出，但大名值得一书：八世孙方楷、九世孙方载、九世孙方蒙、九世孙方鼎、九世孙方参、十世孙方可行、十世孙方安行、十世孙方元若、十世孙方悫、十世孙方元昭、十一世孙方壮猷、十一世孙方挺之、十一世孙方奇之、十二世孙方懋功、十二世孙方懋烈、十二世孙方炳、十三世孙方秘、十三世孙方登。这当然是方家积有祖德风水好，但若说与范仲淹那造访、那诗文、那劝学、那勉励没有一点点关系，也有失公道吧。（未完待续）